分权财政税收论文范文-谈述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迪word版下载

《分权财政税收论文范文-谈述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迪word版下载》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分权财政税收论文范文:谈述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迪word版下载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财政分权的产权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迪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分权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论文片段：摘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很多国家实行或深化了财政分权制度，但是相关定量分析的结果并没有完全符合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与优化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预期。财政分权在实质上是产权调整与再配置的过程，因而借助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对财政分权进行分析具有现实作用。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财政分权的制度取向是

2、“还权于民”、“主权归民”和“民权共享”，相关权利的重新配置将会决定财政分权的帕累托改善效果。同时也启迪了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变迁取向：在充分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优化现代化财政制度供给的基本框架。关键词财政分权；产权理论；公共产品；政府规模］A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2-0087-0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的财政分权现象［1］。这种趋势的涌现证明财政分权逐步得到了多数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普

3、遍认可。事实上，早在20世纪中叶，经济学家们对财政分权的关注与研究就已经展开，并月•取得了较丰富的理论成果。随着财政分权在实践上逐步深入，借助相关指标刻画分权程度的经验分析开始出现并迅速增加。可惜的是，财政分权计量模型的检验结果并不一致，没有完全支持有效约束政府规模膨胀、优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和提高经济运转效率的理论预期。部分研究成果证明财政分权具有较高的实践作用，另一部分分析结论则认为，财政分权的影响不够显著，甚至某种程度上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实行以来，中国的财政分权

4、不断深化并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但是对其所作的定量分析结杲同样难以达成一致。学者们在研究中国经济理由时“可能常常不是因为找到了好的经验才去建立理论，而是因为有了理论才容易地发现了好的经验”[2]o财政分权在实质上是产权调整与再配置的过程，因此在前人研究成果上借助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继续分析与探讨财政分权的理论基础，继而结合中国财政分权的观察，把握分权的规律性与实践经验，无论是对处于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还是对世界其他国家，都会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和政策作用。本文将首先介绍财政分权的理论内涵，然后在现有

5、理论基础上对财政分权进行产权理论分析，并且探讨中国财政分权的优化路径，最后得出相关结论。一、财政分权的基本理论内涵财政分权(FiscalDecentralization)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3]。究其实质而言，这一理论的首要依据，就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全部或者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当地居民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也理应用于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各项公共支出，地方政府理应具有更多更大的自主权益。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视角分析，某种收入的产权理应由其创

6、造者所拥有(所有权)，并用于满足其创造者的各种发展需求(受益权)，这才是真正作用上的“取之于民”和“用之于民”，有利于充分保护当地居民的合法权益，并从根本上符合公平正义的发展理念。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平均主义”，从而弱化财政收入的激励效果，并劣化财政支岀的配置效率。学者们对财政分权的理论研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展开，并且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后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财政分权理论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约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形成了以蒂伯特(CharlesM.Tiebou

7、t)[4]>斯蒂格勒(GeorgeJ.Stigler)⑸、马斯格雷夫(RichardA.Musgrave)[6]和奥茨(WallaceE.Oates)[7]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的第一代理论。该阶段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相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更容易获得该辖区公众对相关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信息，因此由当地政府来满足居民的多元化且异质性的需求偏好，将会使得财政收支更有效率。并且，财政分权能够通过当地居民“用手投票”或“用脚投票”的自主选择，对各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质量和税负水平进行非常有效的感受、辨识、评估和

8、选择，能够有效推动政府间的彼此竞争与互相学习，在“比学赶超”的制度创新过程中，产生“制度变迁”帕累托改善效应。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所依据的基本假设，就是仁慈的政府会始终代表公众的利益，并具备足够的动力追求经济产出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事实上，这种情况并不具有必定性，而仅仅具有或然性，甚至可以这样说，在缺乏有效的相关制度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仅仅依靠政府官员的个人品德，也可能只是具有偶然性。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钱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