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散藏敦煌遗书调查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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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散藏敦煌遗书调查随笔对中国国内散藏各地的敦煌遗书的调查，一直是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的基础工作之一。这项工作的首倡并身体力行者是文献所首任所长施萍婷先生。实际上在敦煌文献研究所成立之前，施先生就对本院所藏敦煌文献做了整理、编目并于1977年率先刊布［1］；从20世纪80年代初文献所（原称敦煌文物研究所遗书研究室）成立以来；在施先生的带领下，先是对上海、天津等地所藏进行调查，并协助收藏单位编写目录后于《敦煌研究》陆续发表［2,3］；到20世纪末,施先生带着青年研究人员邰惠莉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相关编辑

2、，全面调查、整理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并于2000年藏经洞开启100年之际出版了皇皇巨著《甘肃藏敦煌文献》；2001年以来，施先生和邰惠莉又先后考察了南京博物院、湖北省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重庆市博物馆等处所藏。这些收藏单位有一些在此之前已经分别有目录刊布，但施先生等在考察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200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申国美女士编著的《中国散藏敦煌文献分类目录》,对各地已经刊布的敦煌文献（主要是汉文文献，也有少量藏文及其他民族文字文献）目录进行了整合和编纂，给这项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从20

3、03年开始，我所组成项目组，专门对甘肃各地收藏的敦煌藏文文献进行系统调查和整理，历时八年，于2011年出版了144万字的汉、藏双语《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也算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2010年以来，不断接到关于各地发现了收藏有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的敦煌遗书的消息，以及先前就已了解到的敦煌遗书的零星收藏地点，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对此展开了系统调查。我所研究人员先后到辽宁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湖南省图书馆、山东博物馆、山东省图书馆、甘肃酒泉博物馆、重庆宝林博物馆等收藏单位进行考察，发现敦煌

4、遗书200余件，分别由收藏单位编写目录。在这些收藏单位和个人中，有一些是学界早已熟知的敦煌遗书收藏单位，但这些遗书一直没有整理出目录；也有一些是最近才知道收藏有敦煌遗书的单位。由于各单位和个人收藏数量不同，或是整理和编目工作的进度各异，没有能够将所有目录一次性的整理完毕。加之版面有限，我们在这里先刊布一部分目录。半年多的考察收获丰厚，需要研究的问题也很多。这里我主要就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作些说明。同各地收藏的敦煌遗书一样，这次调查的散藏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也是佛经，亦有少量的论释、疏义类的佛教文献。内容方

5、面看，最多为《妙法莲花经》，依次为《大般若经》、《金刚经》、《大般涅槃经》以及《大宝积经》、《维摩经》、《金光明经》等。从抄写时代方面，从北朝到宋初，即公元6至10世纪,其中以唐写本为最。这次发表的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图书馆、宝林博物馆藏品中都有唐代写本《大般涅槃经》，分为北朝写本和唐代写本。唐代写本均与目前通用的《大正藏》颇多异处，不仅经文有一些异文，而且在段落上前后错位（分卷不同），品题也有不同。这种情况与其他各处所藏敦煌唐代写经《大般涅槃经》是一致的，因此可以断定这些写本都出自藏经洞。另外一些经文

6、写本，如山东博物馆藏《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大方等大集经》等，都与《大正藏》本分卷不同。目前，由于《中华电子佛典》的流通，关于敦煌汉文写经的研究，一般的研究者们多以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作为通用的比对本。实际上，《大正藏》与敦煌写本相比，有许多遗漏和不足之处，不仅分卷和标题有一些变化，而且《大正藏》也删除了许多重要的内容，使得许多经文失去了本来面目。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大正藏》为境外版本，虽同为佛教信仰的典籍，但移地植耕，难免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所以，研究敦煌写经，应该多注

7、意和汉地本土的历代大藏经做对照。一般来讲，宋代(包括南宋)以前的版本与敦煌写本在分卷和内容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传世的《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磧砂藏》、《普宁藏》等；后来即使有变化也不会太大，如较晚所辑印的《洪武南藏》、《永乐南藏》和《乾隆大藏经》，都比《大正藏》更接近一些。建议以后的敦煌佛教典籍的研究者们多读汉地本土历代所出大藏经。在这次调查的几家单位中，山东博物馆的收藏比较丰富一些，除了写经之外，还有几件重要的社会历史文献，现选介如下：首先是两件唐代的"三藏圣教序”抄本

8、：一是垂拱元年(685)已经执掌唐朝大权的皇太后武则天为日照法师写的《大唐后三藏圣教序》(LB.003),—是唐中宗李显在神龙元年(705)复位不久为义净法师写的《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LB.004)o这两份文件在敦煌写本中保存不多。在传世的文献中，也因为原被抄写在二位法师所译各种经文之前，标题被不断地换改，所以基本看不到二序的原貌。在唐代前期帝王和皇后为译经大师所写的“圣教序”中，这两篇按时代顺序列为第三和第五；第一篇是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廿二年(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