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翻译观的忠实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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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翻译观的“忠实性”分析石红梅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摘要：通过剖析女权主义提倡的“忠实”观，木文认为女权主义翻译观实际上背离了翻译的本质，女权主义的翻译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字转换这一操作层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力诉求的方式。换言Z,其话语被权力化，翻译成了其解构话语权力的有力工具，成为彰显女权政治和话语权力的根据地，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沦为此种权力诉求的手段。本文进而对女权主义翻译“忠实”观进行全面考察，以期得出较为全面的结论。关键词：女权主义;番羽译;忠实;本质;作者简介：石红梅(1970-),女，湖南吉首人，吉首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英国文学研究。收稿日期:2017-04-08基金：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15YBX049) AnAnalysisof"Faithfulness”PrincipleofFeministOpinionsonTranslationSHIHong-mei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tJishouUniversity;Abstract：Thepaperproposedthatfeministopinionsontranslationhavevirtuallydeviatedfromthenatureoftranslationforfeministtranslatingpracticeismoreoftenthannotameansofappealforpowerinsteadoflanguageswitchingoperation.Tnotherwords,discourseinfeministtranslationhasbecomeapowersotheittranslationisapowerfultooltodecomposediscoursepowerandbecomesaforttodemonstratefeministpoliticsanddiscoursepower.Inevitably,translatingpracticeguidedbysuchopinionsbecomesaninstrumentforthepursuitofpower.Afterthat,anoverallreviewwasmadeinthepaperonthe"faithfulness"ofthetheoryforamorecomprehensiveconclusion.Keyword：Feininism;Translation;Faithfulness;Nature;Received：2017-04-08一、背离传统的“忠实”“忠实”是传统译学中的核心概念，关于它的述评可谓不胜枚举。古罗马翻译家西塞罗曾说：“我不是作为解说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进行翻译的，保留相同的思想和形式……”这便是关于原文意义和形式的忠实;严复的“信、达、雅”之“信”讲的也是忠实;德国翻译实践中成就最大的施莱格尔“遵循的原则是，翻译必须准确，保持原作风格”，其屮心思想依然是忠实。凡此种种的翻译“忠实”观都要求译作忠实于原作。但与此不同的是，“对于女权主义翻译来说，既不忠实于原作者，也不忠实于读者，而是忠实于写作事业一个原作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写作事业。”与传统翻译观相比较，女权主义翻译的“忠实”观 另辟“蹊径”O其实是翻译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反转。女权主义作为文本批评或话语批评范式滥觞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开始兴起于翻译领域，它不以再现原作为旨归而是强调原作、理解以及意义的部分性，提倡原作作者与译者之间的可磋商性，并认为译者可操控原作，“并将文本操控的种种印迹大肆张扬”。尤其是，女权主义翻译观主张对文木进行反复解读和不断改写，这应和当代女权主义开始“强调主体意识，并用女权的主体意识重新审视整个社会文化及历史传统”的社会性主张。显然，女权主义翻译的一切工作基本上围绕着这样一种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来开展。其“忠实”观的提出亦是如此。不过，情感诉求和价值诉求是一种纯粹主观任意的并且以自身需要（这种需要往往又限于个人）为出发点的社会学式的现象性研究，不具备理论所要求的刚性特征和解释力。二.忠实:借尸还魂的口号女权主义翻译观是女权思想在翻译领域中的体现，它以女权的体验为立足点，以忠实于缺场的存在和他者为口号向为权政治和为权话语发起挑战，希望获得丧失的、被剥夺的话语权力，使女权话语拥有同样的社会生产性。(-)假借忠实的政治诉求女权主义者强调翻译与女性地位的相似性。西蒙认为：“翻译当屮存在语言的性别歧视，因为翻译常常呈现出支配、忠实、忠诚和背叛的面貌”。就此，翻译与女性地位由相似变得趋向同一，女权主义者们从而认为:要打破这样一个男权话语世界，使女权的体验表现于文字、诉诸于贴切的女权话语，必须以同病相怜的翻译为主战场，对男性笔下的话语世界极力地进行无穷解读，对体现男性至上的话语竭力消解，并通过翻译來真实地再现缺场的女权，再现压抑的女权，再现一切关于女权的真实存在。因此，“……单从理论上说，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理论存在着天然的亲和性。后结构主义是一场解构一切中心、为边缘者争取权力的思想运动。女权主义可以看作是解构父权中心、为处于边缘的女权说话的理论。”毋容置疑，在几千年的人类史上，女性的确处于被男性压抑的地位，而一些女子竟也成为压抑自身的“帮凶”。汉代大儒班I古I的妹妹班昭最先对女权定下卑下的具体戒律，“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而在西方，女性从参与圣经翻译到后来的争取选举权力以及再后来“同工同酬”等更为广泛的权力诉求，都体现了女性追求两性同等社会地位并进行平等对话的强烈政治诉求。女权主义者们认为:要拨开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男权社会和男权话语的层层迷雾，达到自我政治权力的现实化，必须颠覆一切维护男权话语和男权社会的传统的“忠实”概念，由此，她们提出了一种反传统的解构式“忠实”观作为争斗政治权力的口号。(-)假借忠实话语权力诉求女权主义对待文本的态度可以说源自于德里达强调的差异性的解构。在解构主义那里，文字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是徳里达大行解构罗格斯中心主义、解构语音中心主义的“赫赫战功”。反映于翻译领域，便有了德里达这句名言：“一切尽在文木之内”或者说“一切尽在语境之内”。在德里达看来，文木不是一成不变的、 永恒的文本，因为此处的文本意义由于差异而存在，而无限延宕开来，一切都与“语境”，或称“文本的社会情境”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Z相应,“女权主义承认甚至肯定差异，把差异看作是对同一性的否定，因为差异不应该导致对立和排斥，而应该体现并存和包容。女权主义通过解构传统的男性与女权、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的性別逻辑和翻译逻辑，指出了原作与译作之间差异的相对性和相互依赖性，从而彻底否定了贬低译作地位的论调。”女权主义者正是借助这种差异性，不断地将文本进行解读，以便寻找那些被男权社会和男权话语有意或者无意遮蔽的意义。于是，完整的文本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女权主义者们在解读过程中看到了自身作为他者无法在语言中得以充分言说的一幕幕，也见着了自身在男权社会和男权话语中“隐而不现”的命运，她们便要将那些遮蔽自身的男权话语及其“帮凶”跃然于纸上的文字一一抠除，将缺场的存在在理解和改写的进程屮补贴进去，还原女权的历史真实体验。为此，女权主义必须破除男权话语的“文字障”，必须将原文文本的唯一性、本质性以及中心性破除，将译作与原作的从属关系颠覆，以便于她们“忠实”地书写自身历史和体验，以缺场者和他者的身份加入话语主体，诚如德里达所言：“话语屮根本没有说话主体的完全在场。”二.作为诉求手段的翻译实践女权主义的翻译实践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字转换这一操作层面，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权力诉求的方式。换言之，其话语被权力化，翻译成为其解构话语权力的有力工具，成为彰显女权政治和话语权力的根据地，翻译实践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此种权力诉求的手段。因此，译者以及翻译实践中所采用的策略也有了新的内容。(-)操控的“因由”女权主义翻译者担当起了双重的身份:一是传统意义上的“译者”，二是重新书写女权历史的“创作者”。而这被认为是翻译理论的新拓展。西蒙认为“当意义不再是有待'发现'的被隐藏的真实，而是有待'再创造'的一套话语条件时，译者的工作便获得了新的维度”。“这种双重身份并不局限于女权主义翻译，而是翻译在文化转向之后在齐个流派当中呈现出来的共同主张。德里达的意义不确定论，罗兰•巴尔特的“作者死了”，以及福柯的论断“……作者的标志降低到不过是他独一无二的不在场(或非在，隐在)……”无不宣示了终极意义和终极文本的消弥，而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也如同语音和文字的关系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从而使生产译作的译者翻译被赋予了更多的自由权利，“不仅可以按译者的理解去翻译，而且还可以改写。”因为在其看来，在传统的写作和翻译过程当中，男权话语只是部分地表述了真实的历史，遮蔽了真实的女权体验的那一部分，于是乎，原作是“部分性”的，翻译自然也是部分性的。这种部分性既是男权话语的部分性，也是女权历史缺场的部分性。既如此，女权主义者有权力，并且也是为了权力，将原作屮缺失了的那一部分体现女性的东西填补进去，从而在翻译中按除男性话语的偏见，以便彻彻底底地“忠实”于文本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情境，达至对女性自身历史的“忠实”。因而，在整个翻译实践过程中，女权主义者在翻译原作的真实部分时体现出来的仍然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译者”身份，而在填补其自身体验于文本的那一过 程中则处处显露岀操纵者、创作者的角色來。(-)恶搞的翻译策略为了其所谓“忠实”，女权主义采取了种种与传统翻译理论背道而驰的翻译策略。“贝尔西雅尼克特别强调了语言的两个方面:命名策略、语法的性别标志。二者都涉及了翻译的两难困境，因为它们都运用语言特有的手法(language-specificdevices)来突出法语用法的这些语法特征。”Simon则探讨了语言中突出性别标记的翻译策略，包括字母大写化和创造新词等。所有这些策略都带着一个共同的诉求，那就是“让女性在语言中显身”o暂且不谈女权主义者对语言文字的表面操控，“将语言的语法系统与语言应用的逻辑系统相混淆”这一根木的错误，单从这些策略木身来看，它们也都只是为了各自目的所采取的一种“任意妄为”的个人手段。通过这些手段，想要“对语言的性别重新划分”或者达到一种“不含性别标记的语言”。这种“对语言的性别重新划分”的做法以及对“不含性别标记的语言”的追求实际上妄图以一己之力对语言进行重新塑造的两种极端行为，这不仅是肤浅的，而且也是极其荒谬的。首先，如“king”这个词，其义为“国王、君主”，可用来泛指男性和女性。但由于这个词通常情况下专指男性，有些女权翻译者就认为当它用来做泛指吋实际上遮蔽了女权，隐含了女权从属于男性这样一个深层次的社会学命题。为了不让这种遮蔽现彖继续存在，她们主张在翻译时应该将其改换成“更加具体地翻译成无性别区别的词语(inclusiveterms)”,例如“monarch”或者“ruler”。按照Harwood的观点，当作者是女权时,应该发明新词“auther"来指称她，而不用“author”,理由是“-er”代表的是女权特征，所以这类以"er”结尾的词具有女权气质(feminity)。按照这个思路，如果使用"ruler"取代“king”，则恰恰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用女权气质的词语来泛称男性和女权，这不仅使语言性别划分回到了原点，也有悖于追求“不含性别标记的语言”的努力。再者，如果“不含性别标记的语言”就代表着男女地位平等的话，那么汉语尤其是中国古代的汉语应该比西方语言应该更加接近这种“不含性别标记的语言”。西方的圣经里，是由上帝"GodtheFather"创造了天地人、鸟虫兽。而“Father”这个词就明显地带有“天父”的男权色彩。在语言文字上，英语尤其是法语、徳语等四方语言对人、物都有严格的性别区分，而在汉语里则没有，桌子就是桌子，没有阴阳之分、男女之别。因此，按照一些女权主义翻译家的观点，中国古代男性与女权的地位和权力应该是相对平等的。然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男尊女卑的。这种语言文字和社会现实的反差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语言文字的性别关系与社会性别关系没有必然的联系，妄图对语言文字的改造来获得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的努力终究是徒劳的。四、“忠实”观:对本质的反叛女权主义翻译观所谓的“忠实”，基于“部分性的”历史文化现象，超越了语言文字层面，超越了符号而面向依托于符号或符号Z外的文化现彖。这种超越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谈翻译，我们就不应越过语言文字层面直接去操作文化信息的从此到彼的转移。文化归根结底要靠语言文字来承载，因此文化信息的转移,要通过语言文字的转换，即木质上靠翻译来实现。女权主义翻译试图揭示文化信息中种种男女权权力的失衡，并希望通过译者的手段和认识将这种失衡扭正，为此，她们无视对原作意义和原作者意图的“忠实”，对语言文字大肆地进行操控、施暴，这本身就 变成了一种“非译”行为。这种“非译”行为不会对传统的“忠实”观造成任何的冲击，因为女权主义谈论的“忠实”已不再属于传统翻译的范围之内。女权主义提倡的翻译包括两部分: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过程，二是译者进行操控和改写的过程。这与传统翻译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先后可生成两种译文，即根据原作翻译而来的译文1和根据该译文经过操控、改写获得的译文2,而译文2正是女权主义翻译者最终呈现的翻译作品。此外，该图式至少可以揭示女权主义翻译“忠实”观存在的如下两个问题。一是女权主义翻译在本质上仍然以原作意义为基础，如果没有原作意义的存在，如果没有理解原作意义，就没有操控和改写的必要，也不会有供操控和改写的前提。这便肯定了译文1的存在性及其对原作的“忠实”。可是女权主义翻译者又要根据译文1进行有意的操控、改写，并在这一过程中提倡其所谓的“忠实”,这实际上就是脱离了原作来谈“忠实”，脱离了真正的翻译层面来谈“忠实”，以所谓的“忠实”来填补原作的“不忠实”。二是就传统翻译而言，译者的用武Z地应该限于译文1处，因为“译学研究的是翻译，是语际间的转换活动，翻译活动根本点就是语形层面相异性的处理”。女权主义翻译者无疑越位了，它扮演了译者和作者的双重角色。译文1属于传统翻译的范围，而译文2和译文1在语形上已经无所谓跨语言系统的差异性，译文2属于对译文1在同一语码系统内进行的再加工和改造，抑或正如女权主义所说的操控与施暴，这已经不属于纯粹的翻译活动，不在翻译传统忠实观的效用范围之内，其“忠实”只是针对所谓“原文不忠实”的补充。简言之，女权主义翻译“忠实”观如本文开篇所言，仅仅体现为操控、改写这一过程，而非传统忠实观所针对的内容。归根结底，女权主义翻译“忠实”观是一种反传统的口号，是对翻译本质的背叛，其结果必是“不忠实”的。五、结语“忠实”本是翻译当中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则，只要有翻译的存在，就一定有“忠实”原则的存在。“女权主义的翻译观认为，翻译既然是文化介入和文化协调，翻译既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重写，那么忠实就不再是翻译绝对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女权主义翻译观从根本上说是靠不住的。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重写过程的翻译，不能必然地取缔传统的“忠实”观，更不应以文本的“男性”特征而追求补足“女性”的所谓“忠实”。女权主义翻译的“忠实”观与女权运动和后现代背景紧密相连，并在此种“忠实”观的指导下对译者、翻译策略提击了种种有悖于传统的翻译要求。我们无须拘囿于传统，但女权主义翻译，是以个人的视角对女权群体施以人文关怀，因而她们的“忠实”始终呈现出一种“任意、主观”的姿态，“她们把翻译看作可以根据需要任意发挥、任意操纵的东四，从根本上忽略了翻译作为科学的本质。”她们在竭力背离传统、反对男权话语的同时，也在走向树立一种狭隘的“女权中心主义”的极端，而她们种种实践“忠实”的手段都只停留在操控语言文字的表面，没有也不能 深入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核，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她们获得权力话语的夙愿。其最根本的症结在于:这种“忠实”观，缺乏理论刚性特征，在本质上也超出了翻译的本质界定，因此，它于翻译的无关性及其对翻译研究带来的破坏性自然不言而喻。参考文献[1]Davis,Kathleen.DeconstructionandTranslation[I].Shanghai:ShanghaiForeignLemgueigeEducationPress,2004.[2]Simon,Shciry.GenderinTransittion-CulturalIdentityandthePoliticsofTransmission]M]・London:Routlege,1996・[3]Simon,Sherry.翻译理论中的性别[A].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C].北京：中央编译岀版社，2001.[4]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李建红•作者死亡，译者诞生?一一对解构主义意义不确定论的质疑[J]•外语教学，2005(6):72-74.[6]廖七一•重写神话:女权主义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2):106-109.[7]刘军平.女权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J].中国翻译，2004(4):3-9.[8]谭载喜.西方翻译理论简史(修订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9]张景华•女权主义对传统译论的颠覆及其局限性[J]•中国翻译，2004(4):20-25.[10]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