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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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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诗赋或策文的选择———重探武则天的科举态度贾丹丹(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3)摘要:本文探讨科举考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发展,对学术界以往认为武则天倚重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的观点提出质疑。与进士科相比,制举更受到武则天的重视。武则天时代的策题制作,往往是对当朝时事策略的反思,并鼓励士人对现行政治进行批评。这一时期的试策真正做到了以策文进行时政咨询,大批优秀的政治人才也因此被选拔出来。武则天的态度带动了整个社会重视策文,形成了士人多次、连续应制举的风气。武周时期,进士科的录取人数相对于高宗朝的水平呈现一
2、种下降的态势。“诗赋取士”与武则天的统治没有直接的联系,它是太宗以来尚文风气的自然发展。关键词:武则天;试策;诗赋取士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武则天处在唐初文辞渐兴的时代风气中,并以其独特的女性色彩,一直被认为是“诗赋取士”最有力的推行者。陈寅恪先生提出:“进士试虽设于隋代,而其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专政之时”;“进士科主文词,高宗、武后以后之新学也”[1]。武则天推举进士人才以打击唐初关陇集团,此说在唐代政治和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在这种进士
3、渐重、文词渐兴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历史记载往往被后人忽视,其中颇显著者,有《唐摭言》卷一《试杂文》条:进士科与隽、秀同源异脉,所试皆答策而已。(略)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立)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实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2]《唐摭言》,五代王定保撰。王定保,光化三年进士,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其书详细记载了唐代科举考试各项内容,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意指武则天建周后,取消了高宗时进士试杂文的规定,恢复到传统的只试
4、策。武则天以知人善用著称,关于她以试策鉴赏选拔人才的记载很多,往往被传为佳话。但是在各类典籍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她科举试诗赋的记载;翻检《文苑英华》,武则天统治时期的省试诗也不见载录。这些都符合《唐摭言》“事复因循”的说法。但是,以尚定《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3]为代表,武则天对进士科热衷与对诗赋取士的大力推行,几近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诗赋取士与试策在武则天统治下究竟有何轻重取舍,武则天对待进士科的态度如何,这都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考察。一、唐初文辞渐兴风气下的科举试策唐代科举试策可以追溯到汉代试贤良
5、方正,最高统治者通过“制策”向知识分子咨询时政,并据此进行官吏选拔。唐初科举从高祖到高宗永隆六十年间,无论是明经、进士还是制举,试策是当时唯一法定的考试内容[4]。与重“德行”或重“吏”的取士标准相比,试“策”属于“以言取士”,以文章、言论所反映诗赋或策文的选择131出来作者的识见、才干、文辞优劣来判断人才。但是这种“以言取士”的标准,往往随着统治者的需要和时代风尚的迁移,在“才干”和“文学”之间变动,不同的时代各有侧重和不同。咨询时政是试策的最初动机,“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但是另
6、一方面,用文学粉饰美化其统治是封建朝廷的天然需要,因此策文的文学性也被强调,“魏晋已来,稍务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5]。唐代的科举策文一出现,就站在六朝骈文艺术成就的巅峰,讲究骈俪、辞藻、对偶,倾向于录取文辞华美之文。贞观元年上官仪对策,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唐代最早的对策文:“凤德方亨,必资英辅,龙光未聘,实俟明君”、“戋戋束帛,指邱园而毕陈;翘翘东乘,望林泉而载辖。则材标海若,雾集丹墀,德表星精,云飞紫阙”[6]1584。以大量精致工丽的文学形象烘托说理的效果,具有很强的审美性,傅璇琮评价它们“不妨称
7、之为策赋”[7],它代表了初唐试策文的大致风貌。太宗与当时文学史臣,总结前代文学创作,提出了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美学理想。这种文学观念也体现在对科举试策文的要求中。贞观十八年太宗诏:“奇伟毕收,浮华勿采。无使巴人之调,滥吹于《箫韶》,魏邦之珍,沉光于汉江”[8],明确地提出了“浮华勿采”。但是,正与唐初宫廷文人的诗歌理论与其创作不一致的情况相同,其对试策文的理论要求与实际录取标准也产生龃龉。除了策文的选拔标准偏向上官仪精工丽质的“策赋”,文辞渐渐成为初唐制举试策的独立试目。贞观十一年征“文词秀美才堪著述”之
8、士[9]304;贞观十九年征“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之士[9]306;永徽二年制举特设“游情文藻、下笔成章科”[10]40等等。从这些名目可以看出,专门的文辞之士成为科举试策的选拔目的之一。宫廷对文辞的喜好和对文学之士的需求,通过科举得到了满足。宫廷对文辞的喜好,除科举试策之外,更表现在对诗赋创作和欣赏的热情上。唐太宗本人带动宫廷文士,频繁地宴会、唱和诗赋,对民间的诗歌创作也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和欣赏。“李义府侨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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