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发展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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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发展新动向［内容提要12008年金融危机使人们对全球化发展的前景重新产生质疑，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无论在实施或是理念层面同时也陷入困境。治理理念之争、治理主体之争、治理价值之争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而这三类问题出现的根源主要可以归因于全球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国家利益与全球共有利益的矛盾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本文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需要在市场、国家、社会三个层次上做好协调。［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理念全球正义2008年，一场二战以来

2、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目前，虽然距危机爆发已经过去5年，但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代表的全球经济疲态依然困扰着人们对经济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前景预期，同时还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复兴、地区性政治动荡频发、区域一体化力量受阻、跨国公民抗议运动活跃等一系列"反全球化”现象。在此背景下，后危机时代的全球治理发展陷入了停滞，甚至有'‘开倒车”的可能。一方面，全球治理不仅在实施层面陷入了困境，同时在理念层面也受到了众多诘难；但另一方面，动荡的时期往往孕育着新理念、新模式、新方法的萌生，全球化所面临的困境也呼唤全球治理的与

3、时俱进。一、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1治理理念之争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自由主义理念的治理模式已经失效。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为资本的权力松绑，使国家在与资本的博弈中妥协，使资本的权力进入治理的"自我规制”状态。当人类欢呼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效率与收益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流动时，却刻意回避了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本身的“利润理性”，恰恰是这种对"利润”的追求使市场在治理层面对全球利益和共有价值缺乏最基本的理性。然而，也正是这种新自由主义出于对市场的过分信任所推行的过分“宽松化”操作，最终导致了“次

4、贷危机”，使全球同食恶果。在危机爆发之前，全球治理的理念本质上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一方面，在治理主体“国家一市场一社会”的三个维度上，国家和社会处于普遍势衰的境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对国家来讲是不得以的痛苦选择。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蔓延源自体系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的推动，主要体现为"华盛顿共识”的推广。因此,旧版本的全球化又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或“霸权式的全球化”，本质是“西方化”或“美国化”，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西方大国治理模式”，它有悖于全球治理对

5、民主、自由、平等追求的初衷。并且，这种治理模式具有天生的逻辑缺陷：首先，随着西方大国的普遍相对衰落，当危机来临时，能力的局限性使它们难以负担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公共产品供给，转嫁危机成为政策首选，这就破坏了全球治理的共有利益基础，从而使全球治理发展受阻；其次，大国治理的模式往往在新自由主义稳定繁荣的时代可以有效运行，而当危机来临时，国家''规避风险，自我保存”的天性便显现出来，基于联系、协调、依存的治理便会遭遇尴尬，这也是后危机时代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以沉重的打击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理念下治理模

6、式的失效，以“北京共识”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治理理念作为替代方案开始在全球治理中萌芽，以全球公民社会崛起为背景的制衡型力量以及以多元化、多层次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的出现，是对原有治理模式的深刻反思。虽然新的治理理念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并且目前依然很难确定新的理念是否最终将替代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理念，但它'‘客观上形成了全球治理'理念竞争'的局面，影响了现行国际治理机制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垄断'”。2治理主体之争治理主体之争的核心是在探讨“由谁治理”。在罗西瑙所探讨的"分合并存"(fragmegrat

7、ion)的全球化世界中，世界事务可以通过一个二分体系进行治理，它被称为“世界政治的两个世界一一其一是长期以来支配事件进程的国家及国家政府的国家间体系，其二是由新近作为拥有主体的竞争性权威源泉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其他集团组成的多元中心体系，它们同以国家为中心的体系时而合作，时而竞争，且不断相互作用”。由此可见，全球治理与基于大国政治基础上的传统统治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多元化和多层次。按照罗西瑙对于两个世界的划分，需要依次对两个层次进行探讨：一方面，国家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因而全球治理的“国家主义范式”

8、需要解决的是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的“西方治理”与真正意义上涵盖更多国家、体现更加多元化价值的全球治理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正式的、非正式的全球组织力量的兴起，尤其是私人权威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提升，全球治理面临如何处理传统公共权威与私人权威之间的主体之争的问题。(1)传统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之争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西方大国治理"实质上是二战结束后的“国家主义治理范式”的主要体现，它主要包括战后对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