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与“同”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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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与“同”辨——翻译的文化观照许钧高方（南京大学法语系，南京210093）摘要：“异”与“同”是翻译实践与研究所涉及的一对基本概念。异与同的对立统一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异”之概念的界定入手，进一步探讨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揭示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在异同的矛盾对立中，从文化立场的表达及文化重构的高度对“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加以审视与探讨。关键词：异；同；自我；他者；归化；异化对翻译而言，“异”与“同”这两个概念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翻译研究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与“异”与“同”问题

2、相遇，从中可以发现一个虽属表面但却又颇能说明实质的现象：不可译往往源于“异”，而可译则基于“同”。与之相关，持不可译论者强调“异”，持可译论者则着眼于“同”。异同之间，深刻地展现了与翻译相关的方方面面。本文从“异”的概念之界定入手，对涉及翻译的根本问题作一梳理，进而揭示翻译活动的跨文化本质，对翻译活动的原则和立场以及翻译研究中“归化”与“异化”之争提出自己的看法。一、首先，我们有必要对“异”与“同”的基本含义及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一界定与梳理。根据《辞海》的解释，“异”字有五种基本含义，其中三种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异”字第一

3、义，为“不同”，与“同”相对，构成两极。“异”字第三义，为“其他、别的”，如“异地、异域”等。第五义，为“不平常的，特殊的”。我们不妨以这三种基本含义为起点，展开对“异”与“同”问题的讨论。“异”相对于“同”，可解为“不同”。对翻译研究来说，“异”是一个具有异常重要性的问题。首先，没有“异”，就没有翻译的必要性，拿德里达的话说，如果没有上帝变乱语言，出现各种不同语言，且各种语言又有不可简化的多样性，那人类就不需要进行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因语言之“异”而产生。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正是因为语言之“异”造就了翻译的必要性，那

4、么翻译的根本任务，便是“克服”语言之“异”造成的障碍，以进行思想的沟通与交流。但是，由于各种语言有着不可简化的多样性，在德里达看来，这种多样性的不可简化，是无法“克服”的，也是无法翻译的。他甚至提出翻译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设法保持这种语言的多样性特征”[1](P23)。在这里，像上帝“一瞬间把翻译这项工作强加于人类，又禁止人类翻译”这一悖论一样，既要克服“差异”又要表现“差异”又构成翻译所面临的一个难以克服的具有现实感的悖论。而正是这一悖论的存在，且以非常现实的具体问题不断给翻译者造成障碍，它不仅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基础问

5、题，也是任何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所必须面对的。翻开中外翻译研究文献或翻译家谈翻译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对翻译众多问题的探讨都是围绕着“异”字展开的。同时，哲学、语言学、比较学，特别是文化研究中对“异”之问题的探讨，又给翻译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迪。就翻译家这方面来说，他们所体会到的“异”往往处于“语言层面”，且大都限于个别的与感性的认识，所关注的重点也是如何通过对“异”...的分析，为具体翻译实践寻找一种可能性，或为自己的翻译方法或手段提供一种理由。但是，有必要指出，由于翻译家们有着丰富的实践，在实践中对翻译障碍或困难有着

6、切肤的体验，因此对造成这些障碍或困难的原因也往往有着深刻的认识，而随着认识的不断加深，逐渐透过语言之间的“异”，发现了与之相关的思维、文化等更深层的“异”。在翻译理论探讨的层面，不能否认，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异”之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得益于哲学、语言学、比较学等学科有关探索成果的启迪。如在探讨“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时，我们可涉及到布隆菲尔德的行为主义“意义”理论，新洪堡学派的“世界映象”理论对传统翻译观念提出的质疑，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在语言、思维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客观存在的“异”，是否会在根本上造成翻译的不可能。而法国

7、译论家乔治·穆南在避免从绝对理念化的角度去回答这一问题的同时，从另一个角度，即合理吸取有关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存在于人类精神与物质等各个方面的“差异”给翻译有可能造成的障碍，以便更好地认识障碍，继而寻找克服障碍的途径。可以说，对“异”的问题的多角度的探索与研究，为翻译研究的不断深入起到了实质性的推进作用。德里达以“异”的概念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解构，为“多样性”的存在和价值打开了大门，他的《书写与差异》涉及的许多问题，如开篇的“力量与意谓”一文所探讨的“形式与意图”、“语言与意义”等，对翻译研究所关注的“意义

8、”的再生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又如汉学家顾彬，这位德国波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教授，几年前在北京大学作短期访问，围绕着东西文化，特别是德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双向交流问题，作了一系列的讲座，其讲座内容结集出版时，定名为《关于“异”的研究》[2]，以“异”为主线，对“异国情调”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