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师教育的“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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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师教育的“盐铁论”　　摘要：为了尽早实现教育普及的夙愿，民初教育行政者继承了清末形成的高师教育制度，并为补其不足，而有“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六大高师”因而相继诞生。“五四”以后，潮流为之一变，社会诸多倡导毁灭高师，只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为所动，坚持师范教育的本色，发展成为师范大学。到了30年代初，因民族生存的危机，加上中央教育行政思路的转换，政学两界开始考虑师大制度的存废问题。又因师大办学进程中的种种风波，而遭遇重大打击。然部分有名学者不但不表同情，反而鼓吹中学师资应当改由综合大学来培养，对发展有年、已有成效的师大则持“可替代说”，引起

2、北平学界的教育学者的反弹，更引起师大全体教授的批驳。这场高师教育的“盐铁论”，影响深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新建立高师教育制度，恰好证明了当年师大教授的远见卓识。这场教育论争告诫后来者，中国教育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的实际，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成例，否则即便是最理想的教育制度，也可能演变为最无效或最无益的。　　关键词：师资培养;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综合大学;论争　　中图分类号：G65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6）01-0098-07　　中国要不要办师范教育，特别是高等师范教育，在清末兴学之时已有激烈之讨论，经过内部的

3、斡旋，尔后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并延续下来。辛亥以后，此政策不但没有取消，反而有重视的意味及加强的趋势，特别是13“高师教育分区制”的出台，以及“六大高师”的相继诞生，高师教育迎来了新的发展。然而“五四”以后，社会潮流为之一变，“寓师资于高师”似乎落伍了，而有“高师升格运动”的发生。问题在于，“六大高师”并没有遵照教育部“学制会议”通过的“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1]的决议，而是多数“舍师范”而“奔综合”，变为普通大学，如南京高师并入了东南大学，沈阳高师与公立文学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东北大学，广州高师与广东法政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组为

4、广东大学，武昌高师于1923年9月升级为师范大学，次年秋季旋即易帜为武昌大学，至于成都高师，则在师范大学与普通大学之间徘徊不决，此后西南教育界为此争执了多年，只有北京高师独自坚持师范本色，被誉为“仅存的硕果”[2]。到了30年代初，成都师范大学与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合并改组为国立四川大学，这样“六大高师”已经“六去其五”，学政两界开始重新审视北京师范大学的命运，特别是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建议，即中学教师所受训练“应由大学中之文学院与理学院负担之”[3]，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因师大办学中的种种风波，而有如何处置师大的问题。在这当中，以任鸿隽为代表的“独立

5、评论派”持“尾声说”及“可替代说”，为教育部长朱家骅的整顿政策张目，由北平教育学者组成的“明日教育社”及北师大全体教授则持反对的态度，这场针尖对麦芒的争论，让我们可以能够更加清晰地体会到中国高师所走的艰难道路，透过这场大论战，也认识高师教育的特质以及中国教育建设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是弥足珍贵的。　　一、学术史的回顾　　20世纪30年代初，“独立评论派”13对高师教育制度的攻击，是师范教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故而治史者无不注意，对其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也存有一定的问题，试举几例。　　第一版的《西北师范大学校史》篇幅较简，故而未言及此事[4];第二

6、版校史则称“1932年12月17日，北平师大教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驳斥‘反对师范大学独立设置’的观点”[5];第三版仍持此说[6]。师大教授会的驳论确实成书于1932年12月17日，但绝对没有刊于《独立评论》上，标题下附“原文见《独立评论》28号”，乃是指所驳斥的文章，即任鸿隽的原文。其实查一下原刊即可明白，该刊为周刊，第28号1932年11月27日出刊，12月17日并没出刊，18日为第31号、25日为第32号、1933年1月1日为第33号，后三期均无此文，所以“师大教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此说不成立。就现所搜集的材料而言，《明日

7、之教育》刊载此文较早[2]，随后天津《大公报》分成四期转载[7]。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虽提及了任鸿隽的文章，但言之甚简，对于其引发的大论战则未置一词，主要着力点还是在于叙述师大教授反对“停止招生”[8]。汪兆悌和蔡振生的研究则加以补充，叙述较为详细，但主要集中在师大教授会的意见，而未提及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其他意见，特别是北平“明日教育社”的意见[9]。刘婕和谢维和的研究也存有同样的缺陷[10]。　　可见，几十年来，对于这一事件的认识，因缺少第一手材料，有的研究不够周全，故而需要重新整理，而且在师资培养急速变化的今日，重新认识这一事件，也有一定

8、的积极意义。13　　二、被迫动荡的北平师大　　30年代，由于日寇的步步紧逼，国家及民族生存的危机进一步加重。按理国难既如此深重，更应当抓紧时间作育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