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新城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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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舒新城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摘要：20世纪20～30年代，舒新城为改革中国教育，毅然转入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对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总结与反思。概括其贡献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二是对近代中国教育专题史的研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并出版多部论著；三是对于中国教育史史学观形成了自己基本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52-04　　舒新城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自1919年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始，他先后

2、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倡导和发起“新教育”运动，竭力宣传“道尔顿制”，并在学校开展实验，进行理论阐发。然而，新教育运动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舒新城深深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育方法所能解决的。职是之故，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希望能“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1]。概括起来，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新城对史料予于高度的重视，他把史料比作“供建筑用的材料”12，在他看来，史料是研

3、究的基础和依据，脱离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从史料上下功夫。正是基此，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史料的搜集、编辑着手的。他批评说，一些教育家“只知道引用现成书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国的书籍”[2]，“有若干自国外归来专治教育的专家……，对于本地风光的教育资料，不愿搜集研究，以至著述例证，都得采取其留学国的材料”[3]，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好的研究态度。　　然而，由于此前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尚没有进行整理，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面对浩繁的资料，以及相应的鉴别和选择，舒新城深感“中国近代教育

4、史料问题之困难”。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料的搜集，真可谓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一般研究者或师范生，欲于漫无头绪之书中逐一搜集，其事至难，盖经济与时间既非人人所能胜任，而可遇而不可求之材料更难必得”[4]；而“欲将正在进行之各种记载一一收存之，则不知其价值如何，若置之不问则又恐其稍纵即逝，欲折中办理择要收存，时间稍久，亦不知须淘汰若干”[1]。　　为了搜求教育史资料，舒新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频繁奔走于当时南京的3大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查阅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亲手购买各类古籍及近代期刊，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尽最大努力搜求。他自称

5、：“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藉以探询各种史实。”[412]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他最终编辑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全四册），于192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且对其中的资料不作过多的评论，“惟求叙述事件为主，不多加批评，免影响读者之判断”[4]。在此原则下，纵横兼顾。舒新城认为，近代教育应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起点，所以“我们所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史”的人，就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

6、实为依据，“从中国教育事实之本身上立标准，不必顾虑他人之异说”。他说：“在中国教育之事实上有一种最显著之现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后之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农业社会教育制度而兴，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为断。”[1]有鉴于此，该资料的编写也从京师同文馆的史料编写起。一方面，从纵向上以时间为主轴，将1862年至1928年期间60多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呈现给读者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按其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分为‘兴学创义’、‘维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等三十

7、大类”，涵盖面极为丰富，节录的内容既“有法令、奏章，也有正史、佚闻，有课本、回忆，也有传记、日记、广告”[5]。此外，书中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资料占有相当篇幅，有关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资料，均有所体现。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地方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阿部洋曾评价道：“12《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最早有关近代教育史正式的资料书籍。……作为唯一的综合性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国外的学术界，都广泛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