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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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师培与近代清学史研究清学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最后一个阶段，由于时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学派林立，错综复杂，跌宕起伏。关于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从19世纪初开始，江藩、阮元、方东树、龚自珍、戴望、康有为、章太炎等，都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对清学作过系统的或片断的论述。20世纪初，章太炎的《訄书·清儒》，被认为是近代学者系统讨论清学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具有开先河意义。而梁启超的《近世之学术》、《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同样被认为对清学史研究具有筚路蓝缕之功。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刘师培，在研究清学史领域成绩斐然，著有《近儒学案序

2、目》（1904/12）、《南北考证学不同论》（1905/3-10）、《近儒学术统系论》（1907/5）、《清儒得失论》（1907/6）、《近代汉学变迁论》（1907/7）等多篇论著，可是论及清学史在近代的研究状况时，人们很少提及刘氏，似不应该。一、清学的渊源与流变20世纪初，刘氏不管在政坛还是在学界，都是一位相当活跃的人物。当时政治形势风云变幻，满清帝国欲倾将倾之际，革命浪潮波涛汹涌，而刘氏此时还是一位极为激进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与学者双重身份的刘氏论述清学，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是无庸置疑的。排满革命是当时社会思潮的主题，因此刘氏为了排满革命

3、的需要，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讨论清代学术思想，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他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仅仅从政治角度讨论清学，而且还从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角度，论述清学的渊源与流变，提出了一些颇具见地的学术观点，从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学史研究中的地位。在刘氏与章太炎交恶之前，他们俩不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还是学术上的知音。章太炎发表于1902年的《清儒》，显然是刘氏从事清学史研究的起点。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学术观点，但并没有囿于章氏的学术阴影，而是勇于突破章氏的学术藩篱，开辟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对清代二百余年的学术变迁作了简要的总结。他认

4、为清乾嘉考证学的出现，源于清代统治者的反智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种看法成了从外缘性因素讨论清代汉学产生原因的经典论述。把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对两派的治学风格也作了精辟扼要的概括，“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由于“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衍”，于是有攻击汉学的桐城派出现，有喜言“异议可怪之论”的常州今文学派出现，有调和汉宋以求名的陈澧出现[1]。章氏虽然对清学的发展演变作了宏观考察，但是对作为清学主潮的汉学，论述过于粗糙，尚未认识到汉学自身内在的演变逻辑，而刘氏对此却有

5、所触及。关于清学尤其汉学渊源于何处，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承宋明理学而来，二是认为源自对理学的反动。20世纪20、30年代，钱穆与梁启超的两本同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分别代表了这两种观点[2]。刘氏对清学来源之看法形式上与“继承说”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与“反动说”又有所不同，他比较强调学术自身的演变。刘氏认为“伯厚（王应麟）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3]。反对一概抹杀明代的学术成就，强调明代经学对清学的开启之功，在《国学发微》中列举10条明儒经学可取之处，如“梅骜作《尚书考异》，又作《尚书谱》，以辨正《古文尚书》，其持论具

6、有根抵，则近儒阎、惠、江、王之说所由出也，而《古文尚书》之伪，自此大明。若陈第《尚书疏衍》则笃信古文，与梅立异，是犹西河、伯诗之互辩耳，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一也；朱谋土韦作《诗故》，以小序首句为主说《诗》，确宗汉诂，而冯应京作《六家诗名物考》，毛晋作《毛诗陆疏广要》，咸引据淹博，乃近儒陈氏《毛诗稽古编》、包氏《毛诗礼征》之滥觞，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二也；……杨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学，与近儒江藩、戴震之说略同，此明代学术之可贵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学多赖明儒植其基，若转斥明学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刘氏虽然认为清学继承宋明学术而来，但是并非指

7、宋明理学，而是发端于宋明正统学术之外的考证学，清学即是把当时处于边缘的考证学发展成为中心的主流学术。认识到明儒考证学对清学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刘氏的发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有类似的提法[5]。但是刘氏在该问题上的论述却是最系统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演变过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孤立地提出这种认识，而是整理归纳了10条证据反复申说，是从学术内在演变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结论。从学术内在理路出发，刘氏把清代二百余年学术变迁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怀疑派时期，二、征实派时期，三、丛掇派时期，四、虚诬派时期[6]。他认为，“顾氏之于音韵，张氏

8、之于《礼经》，臧氏之于故训”，对于汉学“均有创始之功”，而非汉学之萌芽。“汉学初兴，其证实之功，悉由怀疑而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胡渭的《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