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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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阮元历史地理学思想与实践　　阮元在历史地理学思想和方法方面深受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和清初“经世致用”地理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地理学对清代地理学的演变路径和思想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乾嘉道时期的史家仍然坚守“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将地理学作为一门能解决国计民生的应用学

2、科，强调地理著作的内容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由此形成了清代历史地理著作编纂的独特景观，即凡与当时国家或作者的社会政治背景相关的史地著作往往能迅速流播，受到人们的青睐，由此以地志、水道著作和政区沿革为主体的著作体系成为清代地理学编纂中的佼佼者。　　阮元对中国古代地理学思想多有承续，他把清代地理学名家的理论融冶于一炉，形成了独特的地理学理论和思想，成为乾嘉道时期地理学的代表人物。　　1．着眼于民生实用，体现经世致用精神。明末清初，史家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地理学传统，他们强调研究历史地理要与国家政治、民生相结合，阮元继承了这一传统。阮元撰著的《广东通志》就对关乎国计民生的大

3、事尤加重视，进行重点阐释，其中《舆地略》、《山川略》、《关隘略》、《建置略》、《经政略》、《前事略》就达116卷之巨，占全书的比重最大，并延请颇富名望的学者从事撰述，力求反映民生。《舆地略》19卷，含疆域图、晷度、分野、气候、户口、风俗、物产，延请受阮元赏识的番禺人崔弼负责撰写，谢兰生对崔弼的《舆地略》颇有微词，不得不煞费周章订正崔氏的错讹遗漏之处;《建置略》22卷，含城池、廨署、学校、坛庙、津梁，由方东树负责撰写。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记载:“阅方植之所纂《建置略》:《城池》三本、《廨署》一本、《庙坛》一本、《学校》一本、《梁津》一本，此四本俱广、韶、惠三府而已。”［1］

4、嘉庆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由于是名家精心结撰之作，所以方东树负责撰写的《建置略》受到总纂谢兰生的高度评价。总纂谢兰生负责《海防略》、《关隘略》的主纂，并负责对《舆地略》、《前事略》进行校定。　　2．历史地理研究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重要性。文献资料固然重要，但在历史地理研究中仅靠文献史料远远不够，它需要从实地调查中寻找第一手资料补证文献史料的不足，态度严谨的历史地理学家在治学过程中都比较注意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顾炎武在撰著《历代宅京记》时，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历代宅京记》共20卷，阮元在《历代宅京记》卷首叙言中提到:“先生撰《肇域志》未成，其稿本散出四方者，双行夹注，颇难雠校

5、。至《郡国利病书》，流传虽多，然强半为抄手割落，而四库书中又仅列之存目，民间无从是正。唯此本《宅京记》为先生族裔孙顾竹楼所藏，王树畦同年携以示余，厘订修整，具有条理，不似《肇域志》之烦矣。”［2］阮元序该书条理清晰，史料丰富，考证精审，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阮元为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作叙时称:“宁人顾氏，崎岖南北，所考山川、都邑、城郭、宫室，皆出自实践。当先生盛游之时，尝以一骡二马载书自随，所至扼塞，即呼老兵土民，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2］阮元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书评价甚高，指出《历代宅京记》“上起伏羲，下讫于元，仿雍录《长安志》体例，

6、备载其城郭宫室、都邑寺观及建置年月事迹”，“征引详核，考据亦颇精审。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68)。阮元负责编纂的《广东通志》也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广东通志•金石略》由仪克中和曾钊合作编纂，仪克中负责采访碑刻，曾钊负责考订。《粤东金石略》凡九卷(附《九曜石考》二卷)，由乾隆年间翁方纲遍涉岭南，多方稽究，编纂成书，按当时的地域分类，记载金石名称、地点、年代及撰书人名、字径、行数题跋等，是广东历史上第一部金石学著作。该书因是首创之作，在著录粤东金石方面存在很多错谬，“仪墨农、曾勉士订翁覃溪《粤东金石略》，错谬甚多”［1］嘉庆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为

7、此，仪克中多次到粤东实地调查，考订该书的讹误。如《龙龛道场铭》，在罗定州龙岩，《粤东金石略》未著录。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六月十八日，两广总督阮元派仪克中到龙龛岩访古，并拓下石刻，后将该刻收入《广东通志•金石略三》中，可以说正是仪克中的努力，才使此铭为世人所知。它是广东现存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也是岭南年代最早的石刻，并且是广东现存文字最多的一块古碑，是了解唐代历史及文字学研究的珍贵史料。曾钊对仪克中实地勘察的精神极为钦佩:“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今相国仪征公节制两粤，延方闻士修广东志。以君为探访，缒幽跻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