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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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与对策金太军、赵军锋 内容提要：作为维持社会稳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的维稳工作近年来虽取得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不少问题，甚至陷入了维稳“成本递增收益递减”的“怪圈”，主要表现为“维稳强迫症”、“维稳恐惧症”、“维稳虚弱症”、“维稳变异症”。“维稳怪圈”在本质上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失衡所导致的。因此，应通过基层政府创新，提升治理能量，积极探索“多元协作式”的社会治理模式，建立基层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基层政府；“维稳怪圈”；现状；成因；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与立论　　目前，中国的社会稳

2、定格局受到各种类型的突发事件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严峻挑战。各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以及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的“维稳处突”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尤其是作为国家神经末梢和管理终端的基层政府遭遇的压力更大。“由于大多数群体性事件最初都发生在基层，所以直接面对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政府，就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在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甚至成为群众攻击目标和社会泄愤对象。　　基层政府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实施主体，一方面又成为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对象。这一尴尬的双重困境是由其在国家系统中的角色和作用决定的。基层政府一般包括县(市、区)和乡镇(街道)两级。从县域层面来看，县政是社

3、会稳定的“接点”，县政承上启下，是国家上层与地方基层、中央领导与地方治理、权力运作与权力监控的“接点”部位。从乡镇层面来看，乡镇行政是整个国家行政的基础，还是整个国家机器的“末梢神经”。国家有关维护稳定的法律、法规、命令、指示等，都需要通过基层政府来组织、协调、监督、实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异质性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基层成为社会矛盾的集聚场域，基层政府成为公民表达利益诉求的直接对象。当基层政府漠视甚至压制公民的利益诉求时，公民的对立情绪“在高压下得到积累、强化和扩散，并在寻求着以非制度化、非理性的方式释放的时机。”一旦出

4、现突发事件或偶然事件，“政府临场处置稍有失当，或者控制不力，处置不及时，或者控制过头，滥用警力，都可能引发‘气’以大规模骚乱方式的彻底释放。”例如，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一名搬运工的扁担不小心碰到了一名中年妇女，引发口角，但是由于现场执法人员处理不当，结果却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因此，基层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系统中处于特别地位：基层政府的所作所为成为社会稳定的关键性变量，它可能直接促进社会稳定，也可能直接加剧社会动荡。那么，当下的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维稳行为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为什么会呈现这种状态？对社会稳定有什么影响？这无疑是具有重大现实意

5、义的课题。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就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稳定问题并开始了相关研究，((权力制约与社会稳定》、《舆论监督与社会稳定》、((公平与社会稳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政治稳定》是国内较早研究社会稳定的系列文章，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1989年“六四”风波平息后，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审时度势，突出强调制止动乱、保持稳定，学界逐渐把目光转向社会稳定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纵观整个20世纪90年代，关于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在国家层面展开，聚焦改革开放、现代化以及社会转型对稳定的影响。进入21世纪，随着政府职能转变

6、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社会稳定研究虽然还保持着以前的认知惯性，但是开始把研究视角转移到政府层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注意到，政府行为与社会稳定具有直接的相关关系。有学者认为传统的基层维稳是通过抑制手段维持现存秩序的“静态稳定”，要有效破解基层维稳困境，需要根据多数公民的意愿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不断地打破现状，用新的平衡代替旧的平衡，实现“动态稳定”。有学者认为压力型体制下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

7、冲突失控。有学者认为基层政府维稳思路和模式存在偏差，重堵轻疏，公众表达利益机制缺失，导致基层政府陷人一种“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有学者认为基层政府出于强力维稳需要，对群体性事件往往依赖政府直管模式下的强力压制方式处置，这导致基层政府运行机制存在较多的制度性缺陷；而且维稳问责日益强化，导致基层维稳运行范式朝着非理性方向发展。　　总的来说，学界对政府维稳的研究，主要从维稳方式切人，以政府应对为重点，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研究深度，但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第一，对于基层政府维稳方式存在的问题缺乏系统性的具体阐释；第二，过度强调政府的强力压制一面，而忽视了基层政府治理乏

8、力的一面；第三，孤立的从政府或社会层面探讨基层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