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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族学视野下的“新加坡经验”及其启示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种族多达二千多个”[1]8,有“民族博物馆”之称。截至2010年，公民和永久居民共有378.93万，其中华人占74.1%,马来人占13.4%,印度人占9.2%,其他民族占3・3%。[2]新加坡多民族国家关系形成与其被英国殖民、日本占领、被迫独立的历史关系密切。自1819年新加坡因商开埠以来，在风云跌宕的百年历史中，形成了以地域、宗族、宗教为纽带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为主体的三大主体族群。“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具有政治上的统一性与民族和文化上的多
2、元性。政治统一与民族即文化的多元每每构成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基本矛盾。”[3]66民族矛盾是困扰新加坡社会的核心问题，族际冲突的历史印记与现实伤害，作为一种历史顽疾，深刻地植入了新加坡社会关系中，并长时间地影响着新加坡族群关系。在多民族国家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实现族际整合是一个历史性的共识。所谓族际整合就是“族际关系、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中的融洽与统一，所要揭示的是族类群体之间的相互包容与承认，族类群体对国家合法性的承认、对国家权威的服从，国家对族类群体的容纳、对群体地位的认可。”[4]90本文从民族学视
3、角出发，通过对新加坡组屋及其族群比例政策等相关制度进行评述,并以此为基础剖析这一政策对多民族国家在族际整合、国家认同构建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我国探索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路径与模式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经验启示。一、组屋及族群比例（EthnicProportion）政策所谓组屋,就是由新加坡政府财政出资建造的廉租屋和廉价性保障房。1960年新加坡成立了建屋发展局（HDB）,全面负责新加坡公共住房规划、建设，着力指导、管理、开发政府组屋,目的有二：“第一，缓解房屋短缺的压力。第二，对人口结
4、构实现再调整。”[5]142“组屋”（HDBFlats）由政府统一规定价格,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家庭使用，[6]主要面向本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家庭，产权为99年。有计划、大规模的组屋建设历经50多年，成效卓著。据新加坡统计局（STATISTICSSINGAPORE）统计，经过半个世纪的大力发展，政府共建造了100万套组屋,全国近85%比例的人口都居住在“组屋”中，其中95%的组屋居民拥有组屋的100%产权。[7]275-307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政府对组屋购买（租赁）者施加了国籍、家庭构成、年龄、
5、收入等项条件。首先，严格按照先申请先分配的顺序，体现“先到先得”的公平原则;第二，具有新加坡国籍（公民权）；第三，购买（租赁）者的收入水平;第四，最低年龄限制（年满21岁，如果是两位单身人士则必须年满35岁）；第五，家庭构成（核心家庭）；第六，设立族群比例。六项先决条件的限制，既是对历史的反思，也是对现实传统的积极应对。历史上，英国殖民政府对各族群采取分而治之、相互制衡、区别对待的隔离政策，各族群独立分散地固定在一个聚居区。出于种族优待，马来人被安置在土地肥沃、渔业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自开埠以来，马
6、来人不曾在社会经济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们大多以捕鱼、务农为生,极少参与经济贸易活动。”[8]印度人住在中南部。作为移民主体的华人，则按迁出省份与方言的不同，居住在不同的城市街区,迫于生计多从事商业等经济活动。新加坡独立建国后，族群居住格局没有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腾飞发生实质改变。相较于华人,从事第一产业的马来人在经济上处于劣势，而华人则依托城市通过经商很快进入高收入阶层。经济地位的分层，加深了马来人对自身利益、社会地位的焦虑，这也是新加坡华马两大族裔冲突的根源之一。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组屋，在解决了
7、中低收入者家庭住房困难的同时，也使得各族群围绕组屋以地缘、血缘、业缘、信仰等因素再次形成了局部多数。因此，针对新出现的同族聚居情况，新加坡政府在1989年出台新规，所有购买（租赁）组屋的申请者，在符合前五项条件之外，必须在族裔身份方面满足一定的限制，即“族群比例”，旨在促进族群间的交流交往交融,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族群比例的具体规定凡申请入住、购买组屋者必须满足“族群比例”，即居住在同一幢组屋公寓及社区的种族比例。其中，华族在同一社区的比例不得超过84%（同一幢组屋公寓不超过87%）;马来族在
8、同一社区的比例不得超过22%（同一幢组屋公寓不超过25%）;印度、欧亚和其它种族在同一社区的比例不得超过10%（同一幢组屋公寓不超过13%）[9]（见图1）。族群比例的限制，使得只有不超过量比限制的族群成员才可以购买、销售、转让组屋，反之,“如果族群比例已达到上限，某一族群将禁止在该组屋和社区购买组屋，买卖双方是同一族群的，则不受此比例限制。”[6]特别需要说明的是，限定族群比例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化的手段，尽可能避免族群的局部性再聚居，以期实现不同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