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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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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北京出土状况看“官钧”与明代社会的关系2005年夏天北京文物研究所发现并清理西城区毛家湾明代瓷片坑,当中出上14片“官钧”瓷片,以官方考古发掘改写了“官钧不见于遗址出土”的原有认识。其实在此Z前北京旧城区已多次出土同类“官钧”瓷片,只是均为民间爱好者所发现所收藏。与此相对的是,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北京旧城区在清代以前的地层中出土宋代官、汝、哥窑瓷片的情况非常罕少,几近空白,而同为传统观念中的宋代五大名窑的“官钧”却频频岀土。笔者以为如此令人不解的现象绝非是偶然,应该是由相应的历史因素造成的。北京历元明清
2、三朝一直为中国的首都和大都市,是历来瓷器消费的重要区域。笔者长期以来关注北京地区瓷片出土情况,现将近年来其屮所见“官钧”瓷片的出土信息分区列表如下。由以上出土情况可得如下三点基本认识:一,北京旧城区岀土确切可靠的“官钧”瓷片地点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两区。二,出土瓷片都有较为明显的使用痕,其中带锅钉孔的情况不止一例,这是城市生活日常瓷器的一贯特征。三,“官钧”瓷片多与明代早中期景德镇窑和龙泉窑瓷片相伴生。宣武区出土“官钧”目前缺乏明确可信的实例由于本文所用标本部分取自官方考古资料,更多是来自于民间的私人收藏
3、,故此需要细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之前北京瓷片收藏圈中一度盛传宣武区牛街附近也多次出土过“官钧”残片,与金代高级定窑瓷片相伴生,王志军先生曾专就此事著文论述(见《文物天地》2009年第1期《“官钧”说源》)0笔者肯定金中都旧址所出的定窑瓷片确为金代宫廷用瓷,但就王先生介绍的数片“官钧”瓷片进行仔细认真的调查后发现,它们并非收藏者亲自得之于工地现场,而是几经转手方到其处,对其出土地点与伴生物前后说法多有矛盾,至于其他盛传为宣武牛街附近出土的“官钧”瓷片皆有类似情况。笔者不排除宣武区出土“官钧”的可能,但目前苦
4、于缺乏明确可信的实例,唯有弃之不用。另外,“官钧”与伴生物两者Z间在年代上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即使是与金代定窜瓷片相伴生也不能说明其年代为金代。众所周知,宣武区在辽代就已经开发为城市,辽金元三代的遗物肯定会在地层屮得以反映,而后世明清时期的地层中也常常会混进前代的遗物,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历史现象,不能一见定窑瓷片就判定为金代地层,更何况宣武地层的复杂程度绝非寥寥数语就可以辨明。相比于宣武区“官钧”瓷片出土的消息,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出土“官钧”瓷片的情况较为确切可靠。东西二城是元代以后才兴起的城区,城市牛活
5、垃圾的堆积比较单纯,皆为元代以后的地层,上限比较清晰。出土瓷片中有数例为收藏者本人亲自从地层中取出或现场收购,可直接观察当时的出土地层,另外还有毛家湾瓷片坑出土等确切的官方考古资料。其中毛家湾和正阳门两处出土情况比较丰富,具有典型意义,学术价值比较高。毛家湾瓷片坑毛家湾瓷片坑所出土的“官钧”残片是迄今唯一一处由官方在窑址以外的遗址正式考古发掘中所获得的,因此具有绝对的公信力,对于探索“官钧”本身的性质及年代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毛家湾瓷片坑位于明代皇城西北隅,出土瓷片上限为唐代,下限至明代正德,其中明代瓷片
6、所占比例高达97.5%,而景德镇窑的产品又占了当中的绝大多数。该坑属于二次搬运而成,填埋生活废弃瓷器为主,形成时间约在明正德末嘉靖初,据出土时状况分析,自掩埋Z后应没有再受到扰乱,是一处独立的遗物堆积坑。由于它是一时集中掩埋,因此明代早中期瓷片相互混杂,堆积虽厚,却没有前后地层可言,因此在地层方面无法为“官钧”的年代提供直接的判断依据,但是出土伴牛物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重要的信息。毛家湾瓷片坑岀土“官钧”瓷片共有14片,另有明代景德镇官窑瓷片120多片,明代龙泉官窑瓷片约为30片,器形皆为日常的盘碗用器。有
7、趣的是,在同坑所出瓷片中,能明确断代为宋代的器物寥寥无几,其中有3片接近南宋官窑的残片,但也有学者认为是明代作品,说法不一。较之不计其数的明代民窑瓷器,明代官窑瓷器的数量非常有限,连烧造时间不长的明初龙泉官窑也发现有数十片。这些出土状况如实反映了明代早中期官窑烧造的概况。其中令人费解的就是出现14片“官钧”残片,为何被视为宋代瑰宝的“官钧”在明中期的瓷片坑里出现如此大量的残毁率,仅次于当时的龙泉官窑呢?是止常的损毁还是人为故意的处理?细看这14片残片都是来口不同器型,没有拼合的可能,其中还带有鍋钉孔,可见
8、属于正常损毁。按此概率推算,同为“宋代五大名窑”的官、哥、汝、定之类应该也会出现,可惜结果令我们非常失槊。联想到东西二城其他官钧出土的伴生物,在明代早中期京城的遗物中“官钧”与宋代其他名窑之间似乎联系微弱,反而与明初社会遗物关系密切。故毛家湾瓷片坑出土状况没法为“官钧宋代说”提供任何考古学意义的支持依据。正阳门瓷片坑另一处值得细说的“官钧”瓷片出土地是正阳门瓷片坑。正阳门是继北京四中Z后北京地区出土明代宫廷瓷片的一处重耍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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