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与民主西方民主理论的新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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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险治理与民主西方民主理论的新视阈［摘要］风险治理与民主的互动关系逐渐成为近年来西方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风险治理对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不同的理论流派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提出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等理论。生态民主和审议民主理论主要涉及民主形式的创新，而对话民主和全球民主理论则主要涉及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构建适应风险社会的新民主模式是推动民主理论发展的新视阈。［关键词］风险治理；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民主模式重构［中图分类号］DO［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09)05-0679-07风险社会的浮现是

2、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也为理解“政治”、“国家”与“民主”等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对于现代社会的风险治理，问题的关键不是抛弃民主本身,而是清醒地意识到风险社会对主流代议民主模式的根本挑战，并寻求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民主模式以有效应对风险。本文总结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如贝克、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大卫?格里芬以及生态主义者的观点，探讨了风险治理对发展民主理论的可能影响，集中分析了风险治理与生态民主、审议民主、对话民主、全球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风险社会：巩固与强化民主政治的新理由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

3、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等，这些风险摧毁了现代制度应对风险所依托的理念与方法：风险计算或计算理性。具体体现在：风险造成的灾难不再局限在发生地，而经常产生无法弥补的全球性破坏,出了预警检测和事后处理的能力；由于风险发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变化，甚至无法确定，所以风险计算无法操作；灾难性事件产生的结果多样，使得风险计算使用的计算程序、常规标准等无法把握（第33页）。而在吉登斯看来，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风险与现代制度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是人为不确定性带来的问题。这种不同具体

4、体现在：第一，这种人为不确定性是启蒙运动引发的发展所导致的，是“现代制度长期成熟的结果”，是人类对社会条件和自然干预的结果。虽然在某些领域和生活方式中，现代性降低了总的风险性，但是同时也导入了一些以前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的新的风险参量。这些参量包括后果严重的风险，它们来源于现代性社会体系的全球化特征。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支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可能带来后果严重的风险，如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会带来极权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会产生经济崩溃；国际劳动分工体系带来了生态恶化；世界军事秩序会诱发核大战的爆发。第二，风险发生以及影响更加无法预测，无法用旧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它们也不符合

5、启蒙运动开列的“知识越多，控制越强”的药方。第三，现代性世界中“后果严重的风险”是全球性的，可以影响到全球几乎每一个人，甚至人类整体的存在（第4页）。吉登斯详细比较了前现代与现代风险环境的区别（见表1）。在西方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的反思和检视在根本意义上是从政治层面上展开的，认为风险社会的浮现，为理解“民族一国家”、“政治”与“民主”等政治概念提供了全新的视阈。风险计算中的经济赔偿无法实现;风险的严重程度超面对日益严峻的风险情势，人们对需要社会变革乃至激进重建人类生活样式的主张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一场巨大的风险事件或者环境灾难可以催生和坚定社会变革的政治意志。但是，至少到

6、目前为止，一个意识到其生存面临威胁的人类，究竟为何未能依据它的最大利益而行动呢?在如何缓和、化解和规避风险的问题上，人类依然面临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在这个问题上，人们曾经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解决思路:即权威主义和民主主义。在当代环境运动早期，北美学者如希伯朗和奥福尔斯主张，环境危机是如此灾难性的，以至于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期待自愿地接受各种应对它的措施，因而只有强权的政府（甚至权威性的政府）将会迫使其这样做。（第154-155页）。一方面，面对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人们认为解决人类集体行动难题的理想制度设计就是构建一个国际社会的庞大“利维坦”，借助权威的力

7、量来协调多元利益主体间的一致行动，为缓解现代社会的风险奠定坚实的组织与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从政治生态主义者特有的价值立场考察，人们认为一种享受绿色美好生活方式的政治和生态理念，往往和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价值多元主义之间存在不相融性。因此，在价值道德与社会现实两个层面，激进的生态理念都与民主政治之间存在明显的紧张关系，认为民主政治不是风险治理的理想制度安排，现代社会蕴藏的巨大风险要求人类社会重新树立新的权威样式，借助权威的力量确立人类共识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不是通过改造现有的民主政治模式，而是通过彻底抛弃民主本身，来实现风险社会条件下有效的国家治理。另一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