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课要有好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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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好课要有好的逻辑　　上课、听课、评课看起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如果用“有效”两个字来衡量，都有着很高的专业要求和技术含量。而符合逻辑、建构好的逻辑，是其中的基本和关键要素，好课一定要有好的逻辑。下面以“辛亥革命”为例，分析教学中的逻辑魅力。　　一切皆有逻辑，学习和“反思”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要认识、解释、建构“辛亥革命”发生、发展的逻辑以及在它的影响之下产生的、新的逻辑发展趋势，也就是要从逻辑的角度理解“辛亥革命”这一概念。如此，就必须思考三个基本问题：　　（一）谁领导了这场革命　　首先，为什么在革命主要领导人没有直接参与的情况下，革命已

2、然发生并取得成功？　　在围绕“百年辛亥”的新一轮研究中，“谁领导了辛亥革命”是其中的一个研究热点。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平民知识分子”（杨天石），因而把辛亥革命“定性为资本主义革命并不准确”（姜义华）。但是，没有人否认孙中山、黄兴、蒋翊武、詹大悲、于右任、杨笃生……等人的领导人身份，尽管武昌起义时，孙中山、黄兴并没有直接参与领导。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是在阅读报纸时意外得知“武昌为革命党占领”11的，武昌起义也不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而是湖北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的

3、爆发似出乎孙中山和同盟会领导层的意料。然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与武昌首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联合发动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与同盟会有深厚的渊源和实际上的联络关系。共进会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仅将入会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文学社和共进会在1911年9月实现联合时，各自取消了原来团体的名称，撤销了原来负责人的名义，而共同拥戴同盟会领袖，并派人赴沪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湖北革命党人由于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与同盟会的密切联系，把武昌起义看做是同盟会革命行动的组成部分，发难后立即通过各种渠道邀请

4、同盟会领导人主持大计。同盟会也把这场起义看做是自己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主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起义爆发后联翩来到武汉，各展所长，为武昌首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武昌起义表面看起来是由文学社和共进会联合发动，实际上与同盟会之前在南方各地发动的一系列武装斗争一脉相承，可视为孙中山和同盟会十次革命失败后的一次伟大成功。　　其次，哪些力量在革命中发挥了作用？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历史沿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着：从中央来看，清政府在社会剧变和矛盾积累的推动下，被动缓慢地启动社会改革，终因落后于发展大势而显得更加腐朽反动；从民众的角度看，

5、人民群众正在逐步觉醒，新的社会阶层诞生，力量在不断增强。甲午战争的惨败让中国人对世界、对清政府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多的人坚定了非革命不能救中国的信念，在其后的拒法、拒俄和拒美运动中，革命的力量获得快速发展。尤其是拒美运动“11不仅有知识分子并且有许多民族工商业者，还有下层的工人、手工业者和农民，几乎触动了社会的各个角落”。爱国民众尝试以各种方式拯救没落的中华帝国，这时的爱国运动已具备了全民的性质，革命的条件正逐步走向成熟。除了“维新派”和“革命派”，对社会舆论推动和革命形势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是“新型知识分子”。其中，海外归国人员起了

6、重要作用。如黄花岗72烈士多是些华侨、受过新式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在黄兴等人的率领下，以必死之心向两广总督府攻去。　　海外留学生的回国和活动促使人民意识的觉醒，迫使清政府改革。以容闳为例，他留美归国后认识到留学的重要性，积极促使清政府派遣幼童留美。被派往美国的留学幼童大多虽然未完成规定年限的学习即回国，但是他们归国后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留美幼童之一的詹天佑就独自设计了高难度的京张铁路。数十年后，这批留学生大都成为政界、军界和商业界的重要人物。类似的情况同样出现在留欧和留日归国的学生中。这些留学生不但以实际行动建设和保卫着祖国，

7、还以自身的模范效应启迪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使沉睡的人民一点点向革命靠拢。据杨天石的说法，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150多万人，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接受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思想。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职业军人，或“拿起笔，作刀枪”，成为投身新兴文化事业的“号手”。　　第三，如何理解革命派？　　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派”，先要讲清楚什么是“革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常识”――革命是暴力的，改良是和平

8、的；暴力的“革命”11经常被拿来与和平的“改良”作比较，然后得出结论，革命在物质与道德两个层面的破坏性都很大。这种看法的主要错误在于，想当然地把“革命”等同于“暴力革命”，用手段而不是用目的来划分“革命”与“改良”。但凡诉诸暴力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