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儒学的发展看士人饮酒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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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魏晋儒学的发展看士人饮酒之风摘要：魏晋士风任达，士人个性张扬，放荡不羁，在史书中多有记载。但这种任诞行为背后却有着深层的原因，本文试从魏晋儒学发展的角度着手，就饮酒这一风气，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和政治根源。关键词：魏晋士人饮酒儒学魏晋时期社会动荡，各种矛盾尖锐，政治上的混乱与黑暗使魏晋形成独特的文化风尚和社会风气：饮酒、服药、宽衣履屐、玄谈……然而这些瀟洒狂放、个性张扬的行为背后却有着深层的文化和政治根源。就饮酒一项而言足可以看出，由于汉魏文化的变迁，以及魏晋政治的黑暗而导致士人矛盾的心理和任诞的行为。在魏晋任达的社会风气下，饮酒变得放纵，不加节制，在这一时期及以后的史籍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子

2、：《后汉书?孔融传》说孔融：“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坐上客恒满，尊中酒不空，吾无忧矣。’”孔融还做有《难曹公表制酒禁》，措辞激昂，为饮酒辩护，结果积嫌成忌，遭曹操杀害。曹植更是嗜酒到纵情恣性的程度，《三国志?陈思王植传》载：“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来“不乐仕宦”，因步兵厨“有贮酒三百斛”，竟然毛遂自荐，主动要求出任步兵校尉，终日饮酒，最后酒尽离任而去①。东晋的毕卓，是一位饮酒的名家，他为吏部侍郎时，常常饮酒废职甚至曾因醉盗酒，为掌酒者所覆。毕卓常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鳌，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②。另一位饮酒名家刘

3、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锄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③其迷恋就如此，哪怕遗形骸、伤身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因饮酒过度而死，《世说新语?任诞》刘注引《晋安帝纪》：“（王）忱少慕达，好酒，在荆州转甚，一饮或至连日不醒，遂以此死。”士人饮酒达诞的例子在史料中随处可见，在此不再过多赞述。士人沉湎于饮酒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却有着多方面的深层原因，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浅析这一现象：首先，政治的黑暗和儒学地位的衰落，使得魏晋士人价值观发生变化。东汉末年，儒学的衰落既是由自身发展的局限所导致，又有其社会原因。东汉后期，儒学发展走向迂腐、繁琐，“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④，使得儒学失去

4、了理论创新的活力，为读经之士厌弃。士人开始寻找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就为玄学的发展打通了道路的出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一直居于显学的地位上。儒学所倡导的礼制、等级制度是汉朝大一统的精神基石。几百年的大汉王朝统治使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深入人心，尤其成为士人立身、处事、传教的基本原则。直到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自董卓霍乱京都后，分裂、动荡就一直贯穿与这一历史时期。君忌臣、臣弑君，人心趋利，相互残杀，对儒家礼教地践踏和蔑视司空见怪。面对这种局面，儒家变得束手无策，其权威性和有效性开始受到质疑。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儒学失去了发展舞台，这时的国家统治理念中名法思想占绝对优势：

5、曹操“好法术”，“天下贵刑名”；诸葛亮治国尚名法思想。特别是曹操“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标准，“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对两汉以来儒家任人思想的否定。一直以来，以儒家伦理道德相标榜，积极入世的士人，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饱尝的是理想的破灭和信仰的彷徨。饮酒可以说是他们找不到精神寄托和现实出路的一种消极应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曹操的这句诗也许正是这时士人的写照吧。但也正是这种消极避世的生活态度，使一些处于政治风浪中的人得以自保。其次，魏晋时期，礼教失去精神内核，流于形式，成为统治者禁锢人的个性，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清规戒律。曹操集团采取名法

6、之治的治国方略，为天下一统奠定了基础，但也导致了一些弊端的产生:政局不稳，内部离心离德。曹丕执政后认识到战乱之时，需以刑名法术作为统治手段，一旦国家建立，社会教化，秩序的稳定，政权的巩固，都必须依靠儒术。因此他试图以儒家礼教来消除弊政，采取了一些崇儒措施：封孔子后代为宗圣侯，修缮孔庙，奉孔子祀，立太学，置《春秋?梁》博士等。司马炎禅魏得天下，“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⑤开太学，置博士，祭祀孔子，开皇帝亲自讲儒家经典之制度。魏晋初期虽都重视儒学，但是动荡的社会秩序己不适合儒学发展，“纲纪既衰，儒道尤甚”。且魏晋采取崇儒的措施是为了消除名法之治的弊端，以儒辅法。因此，

7、魏晋政权并没有放弃法治，对儒学的尊崇是有限度的，他们采取的各项措施大多流于形式，成为空壳。《魏书》中记载：“于时（黄初中）太学初立，有博士十余人，学多偏狭，又不熟悉，略不亲教，备员而己”。再者，魏晋政权的取得本来就不合乎礼教，是建立在血腥掠夺之上的，尚儒只是给他不合法取得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总之，他们所倡导的名教是虚伪的、形式的，是有悖于儒家伦理道德标准的。而魏晋名士在当时那种黑暗的环境下要来反抗这个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