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文字训诂学刘又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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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和文字训诂学作者：刘又辛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56    更新时间：2006-10-28我原名刘锡铭，字又新，后改为又辛。1913年4月出生在山东省临清县城南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旧制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在那个地区（现属聊城专区），那时算是最高学府了。他终生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抗战期间，曾把家中仅有的三间正房捐出创办了一所武训学校的分校。他教过的学生，有不少人长大成材。我的开蒙老师就是父亲。父亲的知识面很宽，新学旧学都能教，又善于规划教学次序。旧学中的四书五经，先教《孟子》、《论语》，再教《诗经》。新学国语课中的“大狗叫，小狗跳，大狗叫一叫，小狗跳一跳”那样浅陋

2、可笑的课文，只是一读而过，但对于1920年才推广的注音符号，则让学生完全学会。记得有一次上国语课，他用注音符号写出一篇文章，让学生“翻译”成汉字。那正值县里一位督学先生来“查学”（检查教学），看了黑板上一大篇注音符号，竟然一个也不认得，下课后竟然悄悄地问父亲，你们这里还学英文吗？一时传为笑柄——我想这种训练，也许是我一生终于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一点契机吧。我是个愚笨的人，记性力差。二弟比我小三岁，比我聪明得多，几百字的书，他读上一两遍就能成诵，我却要读十几遍才行。父亲针对我这个缺点，要我养成苦读的习惯。每天早上一醒，还没有起床，就在被窝里回答父亲的提问。在走向学校和从学校回家的

3、路上，父子三人，一问二答，一分钟也不放过。平时无假日，只是过旧年时休息一天半。这种训练对于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知道勤能补拙的道理。二是身体不好，自幼多病，但后来也因此而积累了一套却病健身的知识。初中毕业后，本打算到济南去考师范学校的，因为父亲一人支持一个破败的八口之家，又要供给比我长三岁的叔父读书，实在不能再供我读高中了。那时读师范，衣食住完全公费，自己只要筹点零用钱就行了。却蒙一位同班好友盛情约我一同去北平读高中，学费由他负责，因此我便读了北平市立第一中学，随后在1934年考上了北京大学。那一年，胡适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中文系语言组的刘半农、白涤洲两位先生相继去

4、世，便请罗常培先生来北大（那时他在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任教，随后任系主任。在中文系任课的老师有胡适、沈兼士、唐兰、闻一多、魏建功、罗庸、郑奠、钱穆、顾随、何容、陈绵、马裕藻、余嘉锡诸先生。初入学时，我暂定读中文系，按照当时的规定，第二年可以转入文学院的其他系。一年级的课程，多数课是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课，因此每周总要上两次一百多人的大课。胡造的“中国文学概要”和“中国哲学史”，钱穆的“中国通史”都是大课。专业课只有十几个人，同班同学只有十六个人，但是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课堂里常常坐满了人。因为北大有个特殊的校风，不但外系的学生可以来旁听，校外的人也可以来

5、。经常来听罗先生讲课的，一位是外语系的教员袁家骅先生，一位是清华大学杨树达先生的研究生张清常。还有一两个日本人。罗先生对这些旁听生一视同仁，有的后来成为知名的语言学家。.---在北大这三年，我学到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是找到了理想的岗位，立志在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和探讨传统文化方面做出贡献。这完全是受了几位老师的教导和影响以及北大校风陶冶的结果。胡适的两门课我都听过，他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学贯中西，能够用中西对比的方法讲解中国文学和古代哲学中的许多疑难问题，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他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在当时都是创新的工作。他从五四运动的前线退出来，转向“整

6、理国故”，专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是很有影响的人物。罗常培先生的语音学，给我印象最深，他用欧洲语音学的方法讲述汉语音韵问题，许多传统小学家说不清楚的，一经分析，无不涣然冰释，令人顿悟。一向被视为“绝学”的中国音韵学，竟然讲得那样生动，因而我也逐渐迷上了这一门课。我在二年级时，还做了两篇分析临清音系的小论文，在《读书周刊》(北大文学院主编，天津益世报副刊)发表。罗先生对我后来决定研究语言学，对于我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不动摇，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沈兼士先生的文字画理论和“右文说”等训诂学理论，唐兰先生的“三书说”理论，魏建功先生在《古音研究》（讲授“中国音韵学”时的讲义

7、）一书中提出的上古汉语中的音韵、训诂问题，都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当时分五段开设的中国文学史，我只听过罗庸先生讲的两段，都极精彩。顾随先生讲宋词，不但妙趣横生，而且加上手势表情，颇能引人入胜。陈绵先生的“话剧实习”课，除讲课外，还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干吗剧团”，这点知识在抗战初期一度派上了用场，我做过一个抗战剧团的团长兼导演。闻一多先生讲的《诗经》、《楚辞》两门课都听过。那是闻先生第一次讲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