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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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治理机制研究摘要：历史遗留问题的信访群体把自己塑造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弱者”以构建出一套迎合社会同情与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情境话语，营造出蒙冤的氛围来感染群众，扩大宣传，以宣泄不满情绪，争取利益。基层政府除进行制度治理外，还综合运用拖延、“开口子”、拔钉子等策略对信访群体进行综合治理。综合治理的方式化解了一部分非关键性的矛盾，也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方法带回研究的中心，在分析历史遗留问题信访产生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即辨证施治、统筹兼顾，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性，通过生动有效的方式对信访者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方法回归对解

2、决当前居高不下的信访问题大有裨益。关键词：信访；历史遗留问题；人民内部矛盾；治理机制中图分类号：D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01-0068-06信访是民众表达诉求的一种方式。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信访量呈不断攀升的趋势。对此趋势的主流解释是维权抗争论，它认为信访是一种“依法抗争”［1］行为，在信访过程中，信访者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的侵害。维权抗争论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学者们陆续提出“以死抗争”［2］、“依关系网络抗争”［3］、“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抗争”［4］、“以身抗争”［5傳结构类似的观点，其中

3、于建嵘的“以法抗争”观点最受关注，“以法抗争”强调农民维权抗争的组织性和政治性［6］。应星批评了于建嵘关于中国农民维权行动己经由“依法抗争”转向“有组织性抗争”的观点，他以“合法性困境”为基点，研究了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之“草根动员”的弱组织化和非政治化取向的特征［7］。吴毅也对“依法抗争”观点进行反思，认为它是对农民维权行动发展趋势的泛政治化理解，虽然尽抒激情但与普遍的中国经验不相符合［8］。对信访的另外一种有影响力的解释是利益博弈论。利益博弈论从非抗争性视角出发，认为当前的信访主要体现为民众与政府特别是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一场利益博弈。如郑欣从博弈主体、博弈利益、博弈策略、博弈结果的角度

4、对国家与民众的动态关系进行考察［9］。还有一种分析信访的视角是治权弱化论，它认为当前信访量的迅速增加是治理缺位导致的。持治权弱化论的学者提出，取消农业税费使得基层政府治权被削弱，其所承担的治理令任严重失调，导致基层政府不愿意或无法履行治理责任，民众只有通过信访向科层体系表达诉求［10］。维权抗争论、利益博弈论重点关注行动者的动员过程，对理解信访的发生、组织机制及行为逻辑有较大启发。治权弱化论为取消税费后信访不减反增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然而，无论是以上何种视角，其理论根基都来源于西方社会经典理论而缺乏对中国本土经验与理论的深度挖掘，在解释力上存在明显的不足。此外，它们将信访的缘由归结为政府

5、权力行使不当，基层政府成为民众抗争的首要对象，其出路在于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改革。这是不符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要的。因此，本文以笔者2014年11月、2015年7月〜9月在中部某省L镇的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学界少有笔墨的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类型的研究，在探讨当前治理策略与手段局限性的前提下，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方法重新带回治理分析的中心。本文的研究表明，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的产生与经济利益矛盾、基层官员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的认识不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等因素有关。为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信访，就要辨证施治、统筹兼顾，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客观存在并采取生动有效的方式对信访者进行

6、思想政治教育。本文所讨论的历史遗留问题是指缘起于计划经济时期，无法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处理的社会问题。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时间跨度长、成因复杂、以群体性信访为主、合法性模糊等，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群体信访曰渐发展为影响社会的极不稳定因素。一、历史遗留问题主要信访群体与特征退伍军人、三线建设群体、民办教师等历史遗留问题信访群体并非是专业术语，而是基层政府文件中的惯用指称。它们都是总体性社会体制下通过政治动员而参与各个岗位建设的特定职业群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被“有计划”地安排在固定的社会空间、机会位置［11］。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维权话语的兴起，这些群体的信访日渐突出。他们向政府

7、诉说着自己的苦难，表达对原先政策的不满，要求享受养老保险。第一，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原为部队成员，根据其服役年限、服役种类、荣誉退役还是解除现役职务，或伤残等级，按照《兵役法》、《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等规定有资格享受退伍军人法所规定的利益或特权。L镇退伍军人信访群体以1966年〜1976年间超期服役和1979年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为主，2005年至今，他们信访的势头逐渐增强。整个乡镇的牵涉人数达60人，上过两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