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留学生声调习得偏误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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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国留学生声调习得偏误研究综述摘要：汉语作为一种声调语言，声调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同于非声调语言，在汉语中声调最重要的作用是区别意义。对于来自非声调语国家的蒙古国留学生，在汉语语音的学习上，普遍反映出声调习得是一大难关。本文对“蒙古国学牛”和“声调习得偏误”为主题词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其分析做综述分析。关键词：蒙古国留学生；声调习得；研究综述一、汉语声调研究中国古代已经发现声调具有辨义的作用，但对物理声学认识的模糊，没有形成科学的理论。上世纪20年代，由刘复和赵元任等语言学家引进西方语音仪器，证明声调的高低是由

2、声带振动频率的快慢决定的。刘复（1924）用从法国带來的浪纹针测量音高频率，创制“刘氏声调推断尺”,测得包括北京在内的12个方言点的音高数据。赵元任（1930）创制“五度标记法”标记声调，不仅可以运用于普通话声调研究，也可以进行方言声调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随后，白涤洲（1934）依循刘复的方法也对北京话的声调做了较为精细的研究。赵元任用五度制表示声调基频变化，罗常培和王均（1957）对调值的认知是：阴平高平［55］,阳平中升［35］,上声低降升［214］,去声高降［51］。吴宗济和林茂灿（1989）运用语音实验法对普通话

3、四声的基频、时长和强度进行了考察，实验结果发现阴平调调值和去声调调值仍为［55］和［51］,阳平有［25］、［35］、［325］和［425］四个调值,上声有［214］和［212］两个调值。林茂灿（1965）通过语音实验发现由于声带运动的惯性和读音时强调等因素的影响，声调在起始上升会产生“弯头段”，在末尾下降会产生“降尾段”，负载声调音高信息的是“调型段”。Howie（1974）指出字音屮的声调部分，主要负载在元音和韵尾上。朱晓农（2010）认为声调时长的确定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声调的起点不是整个音节的起点，而应该从韵腹的起点

4、算起。石峰（1991）认为每种语言或方言都有其特定的声调格局。声调格局是由某一语言或方言屮全部单字调构成的。他依照了刘复（1924）、白涤洲（1934）、罗常培和王均（1957）的实验数据，按照T值公式进行数据归一化处理，并加入了自己研究的数据，做岀北京话声调格局。二、蒙古国汉语学习者声调习得的研究现状现阶段，对外汉语教学视野下的声调研究范围不断扩大，从单字声调到两字组乃至三字组以上的研究。冃前对蒙古国汉语学习者声调偏误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蒙古国汉语学习者声调偏误的研究。张金梅（2006）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从声韵调分析

5、了蒙古国学生的“洋腔洋调”，她指出蒙古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最难掌握的单字调是阴平和去声，在两字组的发音上，前字的调长长于后字，并认为这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别造成的。包双喜（2007）提出蒙古国汉语学习者往往把汉语的声调与蒙语的语调混淆，认为出现语音这种语音偏误的原因是母语负迁移。他还提出了针对语音教学的建议，“用具体的例子和五度竖标图反复练习'四声'，体会声调'高低升降'的变化，提高辨别'四声'的能力。”张瑞芳(2008)运用感知和经验总结的方法指岀蒙古国留学生习得汉语过程中，声调方面的偏误最为严重。具体地，单字调阴平调值在［4

6、4］甚至更低；阳平调值起点低于3度，终点达不到5度；很难掌握上声高降升的发音特点；去声调值起点偏低，调长偏短，发音短促。徐剑(2008)釆用听辨的方法发现蒙古国学生单字调调值偏低，去声发音短促，这与张瑞芳的研究结果相似；阳平发成低降升的曲折调；部分学生把上声调读成［324］或者阳平。她对声调教学提出了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听辨能力，设计听辨发咅组合的建议。陈金香(2009)通过教学经验总结和对比研究发现蒙古国留学牛轻声掌握较差，往往读成去声；阴平读作高升或低降；上声变调时，上声和非上声相连，前字读阳平，这是对上上相连规律的泛化；

7、在语流屮发音更为困难。她也对蒙古国留学生形成语音偏误的原因进行阐释。乌仁赛罕(2011)在教学实地调查中发现蒙古国学生阳平和上声发咅偏误较为严重，容易用阴平和去声代替阳平和上声。她指出由于蒙语长元音造成的母语负迁移，学习者容易把阴平误解为蒙语的长元音。焦琪(2012)基于教学的总结指岀蒙古国学生在学习习得汉语声调时,把阳平字读作阴平字，去声的调域低于普通话标准音的调域。孟和图拉(2012)通过听辨方法，指出蒙古国学生调域存在偏误，并提出加强学生声调听辨能力培养的教学建议。刘丽颖(2012)认为蒙古国学牛学习汉语阴平和去声的难

8、度大于阳平、上声和轻声，也会出现四个声调混淆的情况。王琳(2014)运用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指出初级蒙古学牛声调偏误率阳平上声〉去声〉阴平，并认为母语负迁移是造成声调习得偏误的主要原因。乌仁高(2014)通过问卷调查和听辨的研究方法，总结了蒙古国留学生在语音上的偏误主要表现为：阴平调调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