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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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郭星华石任昊* 原文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摘  要：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进而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

2、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经历三十五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在此基础上，回归“规范—秩序”的命题，针对“回应型法”的时代要求，从“程序正义”、“实质正义”、“规范多元”三个角度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予以前瞻。关

3、键词：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法治建设 在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伴随着三次历史性巨变，产生了三次法律革命，即1911年辛亥革命所引发的第一次法律革命，1949年中国人民大革命胜利所形成的第二次法律革命，以及与1978年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第三次法律革命。[1]这里所说的“第三次法律革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法治建设。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时，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13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方针昭示着

4、我国的现代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从1978年到2013年，走过三十五年的现代法治建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很多东西值得总结。本文运用国家治理的不同视角，力图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进行宏观上的梳理，以期寻找一些带有前瞻性的判断。一、社会管制：“拨乱反正”阶段（1978—1980年代末）.页脚....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封建传统的“礼治”[2]，还是革命传统的“权治”[3]，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秉承“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法律始终停留在“器物”层面。面对建国后一系列政

5、治运动对社会建设造成的严重动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第一次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任务和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改革是从总体主义体制起步的，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决定了改革本身就是在“总体性社会”之上进行的“政府主导性改革”，又决定了社会建设的动力只可能源自于执政党内部。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法治建设的推动必然带有“权治”的历史

6、色彩，法律仍然是被视为一种打击敌人、维护政权统治的工具和手段。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的：“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4]因此，这一时期我国的法治建设虽然体现了“法治”精神内核，但仍以政府管控为手段对历次政治运动中造成的一系列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恢复“文革”期间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重建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即“拨乱反正”。（一）法律规范的制定与司法机关的重建从1978年到

7、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次立法高峰，先后制定了一大批用以维护社会基本秩序的、粗线条的、略带原则性的法律法规。其中，“八二宪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法律框架。“八二宪法”指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级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单位，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或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更为重要的是，“文革”期间被搞乱了的司法机关

8、得以重建。1978年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决定恢复人民检察院，1979年全国人大又通过决议恢复司法部，主管司法行政事务。1982年1月13日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管方针、政策，管干部，管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所属政法机关模范地依照国家的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5]1986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重新设立监察部，司法机关和法律监察机关开始逐渐健全。这些努力都使司法审判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社会秩序也逐渐恢复。（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