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与收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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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与收益水平〔摘要〕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处于第二阶段，距离第三阶段的拐点尚有一定距离。从存量调整后的综合收益视角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相比其他对外投资项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回报，并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如果只考虑资本利得收益，从近10年对外资产分类资本利得的平均收益率看，直接投资平均收益率为7.37%，在各种对外投资方式中的效益最好，且不论是收益率还是稳定性均优于其他资产。从发展阶段看，我国即将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期，需要特别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较大差距的问题，谨慎对待发展中的潜在问题，尊重市场、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从投资能力、战略规划、制度建

2、设、配套体系等多方面加以提高。中国4/vie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直接投资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5.4〔文献标识码〕A〔〕1000-4769（2017）02-0031-08　　一、引言　　自2013年中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共建为抓手，打造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以来，已主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一系列专门的对外投资机构。对外投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切入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从规模来看，我国企业近年来“走出去”步伐加快。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231.2亿美元，首次与外商

3、直接投资规模基本持平；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5），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然而，从另一组数据中我们也看到了不同的情况。根据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BOP），2014年我国直接投资项下资产为804亿美元，负债为2891亿美元，即直接投资净流入2087亿美元。此外，根据BOP历史数据，近五年我国直接投资平均每年净流入高达近2000亿美元。这些数据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距离流入流出平衡仍有较大差距。　　尽管我国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大手笔收购投资频繁见诸报端，但外界就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

4、益情况却一直持怀疑态度。巨大的反差使我们难以判断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现状，而投资效益的真实水平将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否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则关系到能否以直接投资推动改善对外资产结构并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选取恰当的数据深入严谨地进行分析研究，正确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和效益水平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课题。　　二、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发展路径理论（IDP）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出。他将一国的对外投资同经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通过观察67个国家1967-1975年人均净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人均G

5、NP数据，发现两者的散点图呈U型分布，在此基础上他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路径以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既无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也没有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基本没有对外直接投资流入流出；第二阶段随着经济发展，有效需求开始形成一定规模，结合自然资源、劳动成本低等区位优势，直接投资开始流入，但流出仍然很少，对外直接投资净值为负且加速下滑；第三阶段经济进一步增长，部分行业具备了可与外资竞争的所有权优势，外资流入减少，但在高新技术行业外资优势仍然显著，对外投资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虽然整体看对外直接投资仍是净流入，但流出已开始迅速增

6、长，净值出现拐点，负值逐渐减小；第四阶段经济发展至发达国家水平，开始全面参与全球竞争，进行全球化的产业和资源配置，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超过流入，转为净流出国。〔1〕之后，邓宁又进一步提出了投资发展路径的第五阶段论，指出对于经济最发达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其对外投资将不再同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联，而是由经济政策和周期等因素共同决定，流入和流出均规模巨大，净流出围绕零值上下波动。〔2〕　　IDP理论被提出之后影响斐然，包括邓宁本人在内的众多学者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不断的修正、扩展和检验。日本经济学家小泽（Oza、Lin，2001）将贸易发展路径理论（TDP

7、）和IDP理论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两种路径具有相似之处〔4〕；海亚姆等（Kayam、Hisarciklilar，2009）运用非线性波动函数通过OECD国家的数据对IDP理论进行了再检验。〔5〕在实证检验方面，大部分的研究支持了IDP理论的结论，如邓宁等（Dunning、Kim、Lin，2001）对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6〕，巴瑞等（Barry、Gorg、Mcdowell，2001）对爱尔兰的研究〔7〕，卡斯特罗（Castro，2004）对葡萄牙的研究〔8〕，格瑞尼亚等（Gorynia、Nowa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