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理学思想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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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理学思想初探曾国藩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小研读《周礼》、《史记》、《文选》……，深受儒学精义陶铸。而当时的湖湘学风也促成了其理学的发展：在湖南，程朱理学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务以程朱为宗”。（1）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升居翰林，师法桐城派宗师姚鼐后，又师从理学大师唐鉴“从讲求为学之方”。（2）同时与“蒙古倭仁公，六安关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仁和邵公懿长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厉”。（3）历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的曾国藩“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4）。当时，清朝已步入末世：农民起义频繁；列强咄咄逼人；封建礼乐

2、崩坏。为解决“内忧外患”，清政府欲扬理学，振纲纪，曾国藩孜求理学也正适应了这一政治需要。道光末年，曾国藩去都南下，躬行践履，汲纳百家，进一步发展了其理学思想。　　一、继承并发展了“理一元论”，“理一分殊”的学说。　　关于世界的本源，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就只有一个“理”，有此理，才有天地万物。曾国藩说：“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5）可见他继承了朱子“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关于理与气的关系，朱子指出有“理”才有“气”，但“理”是本。曾国藩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干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6）可见两人都认为理是第一位的，理主宰万物。关于理学的“理一分

3、殊”曾国藩指出：“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亿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7）他强调人与物，乡邻与同室，亲与不亲，贤与愚之间的差别，这有利于维护封建的伦理纲常。对于理学中的“性”，“命”，曾国藩认为“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8）这样，曾国藩也就强调了封建伦理原则也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如何认识“理”呢?曾国藩继承了“格物致知”和“即物穷理”的主张，并进一步指出：“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9）

4、他认为只有认识“至殊之分”，认识到具体事物，才能认识“理”；反过来，一般寓于特殊，“分殊”中包含了至一的理。可见这种方法论合乎思想逻辑，具有致知派的特点。　　二、强调“理则礼也”，（10）抉发儒家礼学之新意。　　曾国藩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11）他认为学礼就是学“经济之学”。“尝谓古人无所云经济之学，治世之术，一衷于礼而己。”（12）学“礼”就是学“治世之术“，这是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在曾国藩看来，“礼”即“理”，礼调节着统治阶级的内部

5、关系，是理的外在表现。在人事上要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纲常；在政治上维护以“礼”为核心的封建礼治。所以他认为：“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莫大于仁，外莫名于礼。”（13）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　　三、以“体”、“用”论义理与经济，将“经世之学”纳入理学范畴。　　曾国藩指出：“镜海先生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词章……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14）将“经济”独立出来，

6、可见曾国藩对“经世之学”的重视。而他又进一步强调经世不能脱离义理的控制，要在“义理之内”。要以道德为体，经济为用。理学是儒学的核心，经世之学是其精神的延伸，起辅助作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持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15）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高度物质技术文明挑战的严峻局势下，注重“经济”之学正是曾国藩要求改变现状，兴工济世，挽救危局的反映，他强调义理与经济胶合，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胶合，促成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形式。四、强调“力行”，主张通过躬行实践来强化封建道德的修养。　　韩愈提出“复性说”：通过修心养性恢复人的“善”性，所谓的“善”当然是指封建伦理道德。曾

7、国藩指出要想复性“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16）他指出不仅要恪守封建的仁、敬、孝、慈，而且要“力行”实践，这样才能恢复人的“善”性。在《致诸弟书》中，他说：“近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其将躬行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力行”就是要“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7）“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注重实效，反对“但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