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述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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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述评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也引发了诸多争论。本文回顾了在收入分配制度研究、“倒U”理论、收入差距测度、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研究等几个方面产生的理论争论，并做出了简单评述。关键词收入分配制度“倒U”理论争论Abstract:China'sineinequalityhasbeenincreasingcontinuouslysincethereform.ManyscholarsdebateonChina'sinedistributioneasureofineinequality,thegapbetakessomesimplementsonthesedebates.Key提到的一个分解公式，用“分组加权法”计算了中国1981～1995年的总体基尼系数。董静(2004）在“分组加权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城乡加权法”，对我国1988～1999年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作出了实际推算。基尼系数到底能否完全分解?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探讨。金成武(2007）认为不可能一般性地实现并组或并类基尼系数按组或按类“完全分解” ，且使分解后各项均有明确的经济意义。李虎(2005）认为由于交叉项的存在，基尼系数只能对不同收入群体进行有限的分解，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是极为勉强的。只有当各群体收入重叠程度较低时，方可对交叉项进行忽略，此时对群体内基尼系数的进一步分解才具有较清晰的经济含义。程永宏(2006）将总体基尼系数分解成组间差距和组内差距两个部分，并重新定义了一个城乡混合基尼系数指标。他认为该城乡差距指标将各组内部差距(即城镇和农村各自内部差距)纳入组间差距指标(即城乡差距指标)，满足“除组间差距指标以外的其他大部分可分解性条件”，而且无需“城乡收入分布不重叠”的假定。四、关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研究不少学者认为，尽管全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但这主要是由巨大的地区间和城乡间收入差距造成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别对居民收入总差别的贡献率分别为60%左右和30%左右①。李实等(2008)也有类似的测算，他们认为全国收入不平等的2/3是由城乡分割和地区因素造成的。 在城乡差距研究方面，理论争论比较少。虽然由于不同指标和方法使用的资料不同，有时结论也有所差别，但仍可以达成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即1978～1984年城乡差别缩小，1985年以后城乡差别扩大且日趋严重(陈宗胜，2002；蔡日方，2003)。在地区差别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是借助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新进展，沿着绝对收敛到条件收敛再到俱乐部收敛的思路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收敛性进行分析。而对于地区差别的判断，学者们有巨大的分歧，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而对于三大区域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理论界看法不一。一些学者(林毅夫，2003；蔡日方，2000；沈坤荣，2002)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际之间不存在绝对收敛，但存在条件收敛，即形成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趋同俱乐部(其中西部地区的内部收敛趋势较弱），东中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而区域内部呈现出收敛的趋势。徐现祥（2004）认为我国省域经济出现了“双峰趋同”即“两俱乐部趋同”。也有学者发现，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随机发散（彭国华，2005；滕建州，2006）。而刘夏明(2004）认为地区经济的总体差距主要来自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差距，在各地区内部不存在所谓的俱乐部收敛。 第二，存在收敛。魏后凯(1997)的研究认为，1978年以来我国各地区人均GDP的增长趋于收敛，收敛速度为每年2%。林光平(2005）发现中国地区间经济存在收敛性，但是收敛速度却随时间推移而放慢。第三，存在阶段性：先收敛，后发散。一些学者按照β收敛系数的动态特征把1978～1989年和1990～1997年视为以收敛和发散为特征的两个时期（蔡日方，2002；林毅夫，2003）。也有一些学者对采用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框架分析我国的地区差距问题表示质疑，进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分析了二元经济转换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影响。刘强(2001）分析了劳动力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索洛收敛机制。沈坤荣(2006）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存在着一种制度上的、与索洛收敛机制具有相同效应的收敛机制，进而，他们提出一个大规模劳动力转移条件下的经济收敛性分析框架。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出现发散趋势，而现阶段正处于发散与收敛的过渡阶段，但这种趋势的出现是以二元结构转换速度放慢为代价的。 国内学者关于地区差距研究的另外一个争论就是在测度地区差距时是否需要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影响地区间实际生活水平差异的因素包括居民名义收入和地区间价格水平差异两个方面，用价格水平对名义收入调整后才是地区间真实的收入差异(陆铭，2004；江小涓，2005）。而程永宏（2007）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贫穷地区的居民不可能永远只在贫穷地区消费，富裕地区的居民也不可能永远只在富裕地区消费；同一时点,同一国家，地区间价格指数之所以存在差异，恰恰是地区间收入差距造成的。基尼系数没有必要区分为“实际的”和“名义的”，也从来没有任何严肃的学术文献提出过这种区分。五、简要评论第一，在收入分配制度的研究方面，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结合政治经济学、演化博弈、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方法和成果，特别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及解释除了劳动之外的要素参与分配的必然性、各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及公平效率关系，显然是理论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已有一部分成果，研究在假定体制不变条件下，更多地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规律。也有一部分成果分析了体制改革对收入差别的影响，但忽视了二元结构转换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别的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恰恰正经历着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过渡，对于这种条件下收入分配格局的动态演化，理论界应当突破新古典理论框架，充分利用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新发展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进行系统性、综合性的理论研究。第三，已有的研究多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来研究二元经济转换对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差距的影响。此类研究无法解释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即为什么当前中国会出现一方面是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我国是否进入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转折点” ？目前的研究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转型和资本城乡流动等因素对二元经济转换的影响。实际上，二元经济转换包括两个阶段，即农业哺育工业阶段和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在农业哺育工业阶段，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农业人均产出低、投资收益率低且技术进步缓慢，小农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冲动，因此，传统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资本必然向投资收益率更高的现代部门转移。但在农产品的供需平衡条件制约下，技术进步缓慢的传统农业部门无法为现代工业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出现大幅上升。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由于自身的资本积累和外部资金的流入，可能出现资本深化现象。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下，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可能终止，并可能出现资本外逃的现象。此时，由于农业部门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差距出现持续扩大。只有当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传统农业资本投入增加，才能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并产生“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最终实现向现代农业转变。农业的转型过程将再次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推动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概括来说，只有从城乡资本流动和农业转型的历史视角出发，才能真正解释我国的二元经济转换和城乡差距问题。第四，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收入差别方面，也有许多问题,如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是否要简单地把基尼系数0.4作为收入差别的警戒线？如何看待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影响？如何看待收入差别的“主观差距”和“客观差距”？①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