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对新世界的实用性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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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对新世界的实用性的探究哲学对新世界的实用性,哲学家们把永恒一词留给了时间之外的“存在”。内在的(Internal),也就是固有的近代以降,哲学不再沉缅于对超自然的神的世界的执着,却走向对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世界的痴迷。杜威指出,近代哲学的目标“则在于获得关于永恒的、内在的、必然的事物之知识,这种知识是如此首要的和如此终极的,只有它能给予更低形式的认识对于真理所作出的要求以可靠的支持”。②永恒(Eternity),在中世纪既指存在于时间之外的上帝不受时间限制,是超时间的,却又是时间的创造者;也指在时间之内的上帝

2、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永恒的。到了近代,哲学家们把永恒一词留给了时间之外的“存在”。内在的(Internal),也就是固有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是不假上帝而为永恒的存在所拥有的。终极的(Final),也就是最高的、最好的、最后的,没有任何条件的。无疑,近代哲学,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在试图为获得这种永恒、内在、终极的知识而提供最可靠的基础。所谓永恒的、内在的、终极的知识世界成为哲学家孜孜以求的世界,而变化的、表象的、当下的俗世生活仍然为哲学家们所忽视。殆至现代,哲学仍然在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而忽略知识的后果,人

3、的当下生活依旧进入不了哲学所谓的大雅之堂。故此,杜威不无忧虑地写道,“如果哲学不管科学和重要人生事务上的变化情况,继续忙于研究知识的条件问题而忽略知识的后果这个重要问题,那么,哲学能做什么呢?”③令人忧虑的是,如果哲学继续执着于把“知识的可能性问题”作为研究目标,其便只会随着实际知识的不断增加,把自己局限成为兜售“知识之基础”的哲学的供应商,只会造成不同哲学之间的冲突、混乱与无用。如果哲学继续把自己打扮成为知识合理性的“辩护人”和知识合法性的“法官”,其便越来越由生活的前台而退居幕后,丧失了“追求智慧”的本性,也就

4、根本担当不起“应用已知的去指导人生事务”之大任了。这样一种哲学,除了成为堆积各种知识的基础配件的“仓库”和“容器”之外,还能成为什么呢?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名字叫做哲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有!这样一种哲学,除了其顶着“爱知之学”之外,其实她一无所知,一无所爱,一无所用!哲学远离人的俗世生活的后果,就是不断地把自己蜷缩在所谓学究的“象牙塔”之中而失去生气,把自己同鲜活的实践隔离并最终“为一般民众不信任”④。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忙着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一点上,杜威与马克思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杜威认为,对民众

5、而言,哲学需要关注的不是跟现实丝毫不搭界的玄思抽象的问题,而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涵盖着俗世生活的所有方面,那些家庭的、工业的、政治的生活,如此等等,无不涵摄其中。就家庭问题而言,自古希腊以来,家庭往往是与公共领域相对立的私人领域,因此难以步入哲学的话语之中。工业的问题也往往被划入科学管辖的范围,哲学是不能问津的。至于政治的问题,自然是政治学的领域,哲学不适合僭越。于是,哲学仅仅把自己的地盘限定在纯粹的“知识”问题上。而当现实生活中的这些问题发生时,“哲学多半使这些问题退居于比较所谓知识问题更次要

6、的和从属的地位”。⑤面对鲜活的、当下的、五彩缤纷的生活世界,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袖手一隅的“旁观者”,而不是介入现实生活世界的“参与者”,哲学仅仅把自己当作一个侃侃而谈的“反思理论”,而完全忘记自己是否应该成为一个行色匆匆的“实践者”了。令人高兴的是,面对哲学的种种困境,哲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康德发现,要想改造哲学,使哲学走出困境,仅仅靠理论的理性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所以他隆重的推出了“实践理性”,“实践理性一般而言是指向目的的能力”,⑥既然我们更多地作为理性的主动者而不是理性的认知者,因而实

7、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胡塞尔也看到,纯粹的现象学对于人的当下生活而言,是根本于事无补的,故提出了回归“生活世界”的主张,认为“生活世界总已经在那儿了,先于我们而存在,而且是所有实践的基础”,⑦因为生活世界在任何意识行为之先就已经被给予了我们,所有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都是以这个生活世界为源头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相信,哲学[1][2][3]下一页已经陷入模棱两可之中。而科学可以作为一切知识的范例,“没有哲学所专有的特殊的认知方式,事实问题只能由科学的经验方法决定”,⑧根据这种坚定的信念,它要求哲学也应该具有

8、精确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科学标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并不呈现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说明,也不能演绎任何东西。哲学与其说是一种理论,倒不如说是一种活动,其目的是借助于澄清命题而医治我们对于日常语言的误用,大多数传统的哲学问题是由误用语言而产生的,故此,“全部哲学就是‘语言的批判’”。⑨如果说,康德将“纯粹理性”推进到了“实践理性”的高度,胡塞尔将“本质世界”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