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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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治理体系下的新型政商关系构建〔摘要〕政商关系问题已成为现代化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构建健康的现代政商关系必须在对传统政商关系全面审视和对当今政商关系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定位权力与资本、政府与市场、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循着“系统-环境”下的政治生态治理、“权利-义务”下的政商主体实践、“法治-规则”下的制度设计、“工具-目的”下的政商价值重构路径，厘清权力与资本的关系，优化政商关系运作模式，使其处于良性发展状态。中国4/vie　　〔关键词〕权力，资本，政商关系，现代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13〔文献标识码〕A〔〕1004-4175（2017）01-0077-05　　政商

2、�P系是我国政治发展中必须关注的一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政府、市场和社会成为现代治理的三大主体，客观上要求政府、商人和社会要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将一切政商行为置于公开化、透明化、制度化的生态空间内，这就为政商关系的构建提出了新要求。　　一、政商关系复杂化的原因分析　　当前，政商关系复杂化有着深层的原因，既有政商关系发展的一般属性，也有中国本身政商发展的特性。一方面，中国的政商关系自近代化以来就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交织中发展，这对当今的政商关系有着深刻的路径影响；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对政商关系产生着惯性作用，特别

3、是社会转型期政府过多的“嵌入”市场更加剧了政商复杂化。　　（一）近代政商关系演进中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政商发展路径　　中国传统社会一直重农抑商，尽管偶有繁华的市场和知名的商人，但自秦汉至清末，一直未能形成独立的商人阶层，更谈不上政商合作。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化史上的政商关系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洋务运动期间政商初次合作与政商关系的初步形成。由于洋务派与清政府仍然秉承传统的抑商思维，兴办实业也是为了顺应时局、挽救清朝统治危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重视“商”的发展，最终导致官商决裂，很多商人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加剧了清朝灭亡。二是民国时期政商相互渗透。无论是各地军阀还是南京政府，

4、想要立足都脱离不了“商”在财政上的支撑，同时，在政治社会动乱的局面下，“商”要想获得安定的发展空间，也必然需要有权威的政权稳定国家局面，南京政府也是在这种逻辑下成为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但过于严重的政治与经济的渗透、权力与资本的交易恶化了国民政府的统治，成为其合法性丧失的重要原因。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后形成了“政商合体”的局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仅在制度上进行“限制、利用、改造”，而且还强调对人的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基本消失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前，国内只剩高度集中的国有经济，“政”统领一切，“商”几乎没有自主性。四是改革开放

5、以来政商关系的复杂化。改革开放后，国家政策从主张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再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扩展了“商”的发展空间，这一方面活跃了中国的经济局面，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官员的不作为、贪污腐败的严重等。近现代政商的发展逻辑表明，传统的政商发展路径对当今政商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政”的力量过于强大，一方面造就了全能主义政府，另一方面又压制了“商”的独立发展，并造成政商发展长期缺乏制度和人文环境，增加了今天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政商治理的难题。　　（二）体制依赖惯性所产生的不良影响　　近现代政商发展的历史产生了两个影响，一是形成以“政”为主、“商”为辅的政商发

6、展路径，二是由此形成的体制依赖惯性，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所产生的惯性，成为现阶段社会转型和政商治理必须解决的问题。惯性不仅是自然界中物质运动所具有的性质，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制度本身具有惯性，并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与制度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社会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只要没有强烈的外力冲击，一般情况下制度会按照其既定的模式运行下去。简单地说，制度惯性就是制度具有保持其既定发展模式和一定程度上克服外力冲击的能力。制度惯性产生于社会各方面，同时也渗透到社会各方面，从而影响健康政商关系的构建。首先，意识形态的刚性加剧了制度的惯性作用。意识形

7、态尽管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但由于其自身的特性常常滞后于制度变迁，产生意识形态的对抗性从而加剧制度更新的成本，中国政商关系转型难题就与意识形态建设有关。其次，制度造就了利益集团成为制度惯性的最大维护者。每一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的产物，因而任何对制度的更替和创新都是对利益集团的冲击，政商渗透在本质上也是各种利益的抱团。再次，社会文化、社会认知心理也与体制惯性密不可分，传统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认知心理会加剧体制惯性，要打破惯性必须创新文化，更新人们的认知。中国政商关系长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