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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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告示传播机制与舆论功能摘要：明代官方告示的生成过程、传播路径和制度规定已趋完善。一方面，明代告示经由皇帝、中央部院、地方政府以至乡村、城镇、边关的相互传递，实现了传达政令、宣扬规范、示警戒谕、纯化风气之目的，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管控；另一方面，明代民众对于官方告示遵从、抗拒、批判、赞誉等舆论反响，充分彰显了民意民愿对权力意志、官方舆论的调适和干预能力，而官方对于民众反响的诸般回应，则进一步催生了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中国4/vie　　关键词：明代；告示；舆

2、论；传播　　作者简介：展龙，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明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明代社会舆论与政治秩序研究”，项目编号：11CZS017；河南省高等学校科技创新人才计划资助项目“明代社会舆论史”，项目编号：2014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1000-7504（2017）01-0143-09　　告示是古代官府向民众传布政令讯息的重要载体。明代告示有榜文、榜例、榜谕、晓谕、告谕、文告、公告、榜示、告示、檄文之称，所载内容广涉皇事、政事、战事、民事、天

3、事等，并呈现出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内容丰富、传播渠道多样等特征。明代民众作为告示的主要接受群体，对官方告示表现出明晓、赞誉、批判、抗拒等不同反响，彰显出一定的话语自觉意识和价值判断能力；而明廷借助告示，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宣布国家政令、管控地方社会的目的。对此问题，既有研究成果初步考察了明代告示的刻印发布、体例结构、类型内容等重要问题。1以此为基础，本文拟着重考察明代告示的生成与传播、内容与形态、功能与反响等，以期从另一侧面观照明代国家与社会、官方与民众复杂多变、多元互动之关系。　　一、告示的生成与传播机制

4、　　明代疆域辽阔，如何将政务讯息及时传布四方，是落实国家政令、管理地方社会的关键。明代官方发布政令，传达政务的载体主要有邸报（塘报）和告示，其中邸报是“朝廷之喉舌”[1]（P104），所载多为官方讯息，告示则是官方宣布禁约、教谕民众的主要渠道。一方面，明朝统治者深知“朝廷法制禁令止行于有司，其闾巷小民，有自幼至老，不及知者，故往往至于误犯”[2]（卷39，永乐三年春二月丁丑条，P654）。为维护统治秩序，需将国家法令广而告之，告示便起到了传播媒介作用，如明初制定的多种法令就是以告示榜文形式公示天下，通行全

5、国。1明代榜文告示具有极强的法律效力，“一��榜文，俱各张挂遵守，如有藏匿弃毁不张挂者，凌迟处死”[3]（卷20，户部七・读法，P347）。另一方面，明代官方通过告示向民众阐释事理，尤其在民众遭灾，官方蠲赈之际，多会张挂告示说明救灾事由，以济饥虚，抚慰民心。[4]（卷4，救饥法十五条，P356）如洪武时建立申明亭和旌善亭，也旨在张挂告示，宣讲礼法，“劝惩善恶”[5]（卷42，正统三年五月庚子条，P821），沟通官民。　　（一）告示发布主体　　明代官方告示传播主体为皇帝、中央和地方政府，不同主体发布告示的传

6、布范围、受告群体、法律效力也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皇帝发布的告示内容广泛，通行全国，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中央部院多发布职能范围内的告示，而地方政府颁布的告示多通行当地，其影响范围、宣传效力也相对较弱。　　首先，皇帝。明初皇权空前强大，其发布的告示具有高度权威性，尤其是有关制度改革和法律规范方面的告示，后代臣民须“永以为训”[6]（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条，P2666），不得擅自修改违逆。洪武七年（1374），颁布《大明律》，为了破除“法在有司，民不周知”[6]（卷253，洪武三十年五月甲寅条，P36

7、47）之弊，特命大理寺将律法条目刻成告示，“揭于两庑之壁”[6]（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庚寅条，P1535），颁行民间。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又御制《大诰》，“颁示天下”[6]（卷176，洪武十八年冬十月己丑条，P2665）。《大明律》《大诰》是明代基本法律文献，告示的应用为法律的普及提供了重要载体。除宣传国家法律，皇帝发布的告示还包括册封太子、太子婚配、改元封号等皇家大事。如宣德三年（1428），宣宗册封长子朱祁镇为太子，诏示：“豫定国本，所以系天下之心。诏告臣民，咸使知悉。”[7]（卷36，宣德

8、三年二月戊午条，P896）太子选妃，也会告示天下，内容包括选妃缘由和条件等。天顺六年（1462）四月，英宗敕谕礼部：“皇太子年及婚期，宜慎简贤淑，以为之配。尔礼部其榜谕北京、直隶、南京、凤阳、淮安、徐州、河南、山东，于大小官员，民庶善良之家，用心选求，务择其父母行止端庄，家法整齐，女子年十四至十七，容貌端洁，性资纯美，言动温恭，咸中礼度者。”[5]（卷339，天顺六年夏四月丙子条，P6899）改元是国之大事，皇帝多诏告天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