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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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路向摘要：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它们基于不同的思想旨趣，把海德格尔的不同思想倾向接合到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去。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政治存在论的亲和性研究；马尔库塞则借助早期海德格尔的“此在”概念，展开对无产阶级的“被抛”命运及其扬弃的阐释；阿尔都塞则围绕后期海德格尔的“让存在”境域与意蕴，型构其“偶然的唯物主义”理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境域无疑具有深远的启迪意义，但是，它罔顾了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上的先验主义与形而上学性，最终使自己陷入相同的理论困境。历史唯物主义作为

2、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必然构成对任何海德格尔路向的政治存在论的批判。关键词：政治存在论；此在；让存在；偶然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图分类号：D0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5007808在一些思想家看来，现代西方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等)所凸现的社会危机与困境，表明了传统政治原则已经丧失了引导我们行动的效力。于是，他们迫切地要求寻找一个思考与引导人们政治行动的新的途径，这种新的路径就是政治存在论的路向。虽然一些人对政治问题的出路寄望于存在论(ontology,或译为本体论)不抱乐观的态度，甚至提出，政治正好构成了对任何存在论范畴的颠覆，应该在“

3、政治的”与“存在论的”两者之间进行严格的区分。［1］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政治不能回避存在论，两者实质上不可分割，政治只有在存在论的路向上才能摆脱传统的政治理性主义框架，最终走上正确之途。德国哲学家卡尔•施米特率先强调了政治概念的存在论特质，在他看来，“划分敌友”这一政治概念从来就是生存性的，关涉人的生存处境，根本与社会其它领域如经济学、美学等无关。［2］(P109)他的政治概念一般被解释为“存在论式的决断论”。现当代西方政治存在论主要是海德格尔式的，西方学者大都把海德格尔前期的基础存在论与后期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运用到政治概念的建构与政治事件的阐释上，前者如墨菲(ChantalMouf

4、fe),他基于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视阈，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着重于对“存在的”(ontic)和“存在论的”(ontological)的区分，它们是海德格尔对于此在(Dasein)分析的两个层次的区别。存在的(ontic)层次涉及此在的具体的、特殊的和局部的方面，即可观察到的的事实的方面；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次涉及位于存在者或生存者方面之下的深层结构，提供现象学的描述，这个结构被海德格尔称为“生存论性质”。他认为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在于它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0，第1618页。对“政治的”(thepoli

5、tical)和“政治学的”(politics)两个概念的内涵作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politics特指“存在的”(ontic)层面，与传统政治科学只停留于经验领域政治问题的研究相关，而thepolitical特指“存在论的”(ontological)层面，涉及政治的事实以及政治的本质，主要关注人类社会赖以建构的正确方式。他认为，正是人们对政治缺乏“存在论”意义上的理解，才是造成了我们不能政治地思考的核心问题所在。[3](P89)后者如阿伦特，她基于海德格尔的语言诠释学方法认为，政治乃是语言在“公共领域”的言说对公民自身的“彰显”与“展现”。[4](P139140)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

6、学路向的这两种思维方法，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詹姆逊(FredricJameson)、马尔库塞、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与马克思哲学的对话，或运用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学方法，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作了政治存在论的转换，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存在论路向上重新开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阐释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我们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存在论的海德格尔哲学路向，对于拓展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但是，它不能解决自身建构的新的政治范畴所重新陷入的理论困境，并且造成了某些现实的政治难题与政治实践逸出政治哲学讨论的视野之外；更重要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

7、者这种做法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存在论哲学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完全相背逆的。一、詹姆森：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容海德格尔的政治存在论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作品中，詹姆逊(FredricJameson)强调当前我们仍然必须重申萨特的著名论断，即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按照詹姆逊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解释学的方法，实质上“包容”了所有其它的解释学理论；它不但指证了这些理论“作为部门哲学在自身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