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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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组织----儒家的管理思想——先秦诸子管理思想论纲（一） [博主按语]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或“××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

2、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我们现在可以称它为“国家管理学”，或者叫做“政治管理学”。无论应该给予它怎样的名称，都无妨于我们把它纳入管理学范畴，把它当作一门特殊的管理学来看待。为了慎重和方便起见，我把这门特殊的管理学暂定名为“中国古典管理学”。中国古典管理学奠基于先秦时期。先秦诸子管理思想具有具体而丰富的内容。诸子百家中儒、墨、兵、道、法五家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在于:儒家重组织，墨家重目标，兵家重决策，道家重领导，法家重控制。基于这一总体看法，本文就这五家所关注和探讨的重点问题，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作了概要论述，从而

3、勾画出了先秦诸子管理思想的大致面貌，由此初步展示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他们的学说是先秦儒家学说中最具代表性又各具特色的三种不同类型，而其共同的基本范畴则是“礼”。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 何谓“礼”？据李泽厚先生说，儒家孔子所竭力维护的“礼”，即“周礼”，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

4、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同上书，第8页）。李先生指出：“远古氏族正是通过这种原始礼仪活动，将其群体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按着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来进行生产和生活，以维系整个社会的生存活动。”（同上书，第9页） 由此可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 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

5、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富国》），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18“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 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

6、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正名》），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荀子曾将内部结构合理有序的社会组织称之为“群”，认为“人能群”，是人之所以“多力”而“胜物”的根据。（参见《荀子·王制》）所谓“胜物”（战胜和征服自然），就是社会组织整体功能的具体体现。 其次，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 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

7、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 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 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 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孔子所谓“仁”，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社会组织所应当灌输给其成员的反映其组织整体目标的价值观念，它是社会组织之所以具有内在凝聚力的根据所在。 孔子把

8、“仁”的基本涵义界定为“爱人”，这意味着在他看来，社会成员之间的互爱，乃是社会组织各部分的功能之所以能综合起来而产生整体功能，从而维持社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的和主要的精神依据。 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