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发展呼唤批评家.

《学术发展呼唤批评家.》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学术发展呼唤批评家.=营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实在是中国学术界面临的重大课题。笔者以为，学术环境有大有小：所谓“大”，乃学术的政治环境，主要是指国家对学术工作的基本态度和总体政策；所谓“小”，乃学术的业务环境，主要是指学术领域内部的业务开展条件和价值实现条件。正如“百花齐放”是艺术发展的客观要求一样，“百家争鸣”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上是否容许“百家争鸣”，是大环境问题；业务上是否实现“百家争鸣”，则是小环境问题。此之所谓“争”，一是包括学术竞争，二是包括学术论争——批评。没有竞争，学术便失去了内部活力和创造性，从而不能快速发展；

2、没有论争，学术便失去了内部监督和规范性，从而不能健康发展。要真正发挥学术批评的威力，首要的便是宽松的学术批评环境。民国时期的学术之繁荣，所以成为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原因固多，一大关键，就是有一支阵容十分强大的争论队伍——批评家。下面聊举数例，虽不过一点一滴，亦足以垂范后世：沈约《宋书·陶渊明传》云：“(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却说：“其实渊明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混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若说所争

3、在什么姓司马的，未免把他小看了。……宋以后批评陶诗的人最恭维他耻事二姓，这种论调我们是最不赞成的。”梁氏曾先仕清朝、后官北洋，正所谓“屈身异代”而不以为“耻”者也，加之他又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师，所以这段文字，极具迷惑性。但也有不受迷惑者在，那就是陈寅恪。梁之于陈，既有前辈之尊，又有同事之谊，然而陈却毫不客气：“斯则任公先生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金明馆丛稿初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陈又对梁氏墨学“指桑骂槐”道：“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

4、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愈远。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鹿成鹿，喝雉成雉之比。此今日中国之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同上二编）梁启超之子梁思成，于1934年读了乐嘉藻老先生新出的《中国建筑史》，失望之余，因为“感到有良心上的责任”，写了一篇《辟谬》，结合书中近20处严重错误，他批评道：“由专门的眼光看去，连一部专书最低的几个条件都没有做到。在这中西学者众目昭彰之下，我们不能不费些时间来批评他，不

5、然却太损中国人治学的脸面。”“（作者）暴露两大弱点：（一）读书不慎，（二）观察不慎；换言之——浮躁。……既不知建筑，也不知史，著成多篇无系统的散文，而名之曰‘建筑史’。”（梁思成《中国建筑史》附文二）胡适是有名的“好人”，但批评起学术来却更象个“恶人”。梁漱溟《东西文化大纲》中说：“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欲摄生，而绝没有要求物质享乐的。”胡氏反驳道：“梁先生难道不睁眼看看古往今来的多妻制度，娼妓制度，整千整万的提倡醉酒的诗，整千整万的恭维婊子的诗。《金评梅》与《品花宝鉴》，壮阳酒与春宫秘戏图：这种东西，是不是代表一个知足安分、

6、寡欲摄生的文化？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而不见无数的西门庆与奚十一？只看见了陶潜、白居易诗里的乐天安命，而看不见他们诗里提倡酒为圣物而醉为乐境，正是一种‘要求物质享乐’的表示。”（《胡适文存》卷二）鲁迅一生最重批评，认为救治学术的颓运，“必须要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那就“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急（《鲁迅全集》第5卷）。他本人即是这主张的实践者：郑振铎依据宋版元椠、孤本秘籍写了一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但他并不以交情为碍，给了郑著一个十分准确的批评：“诚哉滔滔不已，然

7、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同上第12卷）以上批评，放在今日，恐怕只能是“吟罢低眉无写处”。由于功利的拉动、市场的刺激、监督的缺位，各种学术产品正在风起云涌，阿虎阿龙，阿毛阿狗，混杂莫辨，值此之际，我们所需要的，还是鲁迅70年前所希望的——“坚实的、明白的、真正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那么,我们要什么样的批评家？我想,应该：一是无成见、不整人。先怀成见，党同伐异，假批评之名以行整人之实者，不胜枚举，历次“文字狱”的学术打手几乎都是这路货色——这是必须唾弃的。二是有卓识、不怕鬼

8、。“奖励好的”易，“指出坏的”则难矣，那就只好“敢”字当头，正如绍兴目连戏里的活无常：“那怕你，皇亲国戚；那怕你，铜墙铁壁”——这是必须学习的。二是戒空谈、不打浑。教训是唐朝的“三教辩论”：地点设在皇殿，形式不谓不重，岂料儒、释、道三方却只以琐碎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