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超：对回归学术良知的思考与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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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超：对回归学术良知的思考与呼唤三位高校教师以不同方式抵制现行体制中的习惯做法，一位宣布不再申报课题，一位宣布今后拒评教授，一位提出辞任院长。李开盛谌洪果徐斌挣扎在“象牙塔”内，很多高校教师感到身心俱疲。项目、课题、考评、指标、论文、职称，几近构成了“卧龙岗上的散淡人” 生活的全部。因为这意味着更好的待遇、平台、荣誉、资源。 拼命争夺的，甚至为此大打出手；手握资源的，则可张狂到开房收礼，且过期不候。 然而，终归有些人是不愿为此诱惑，更确切地说是不愿为此折磨的。 累了、烦了之后，他们决定“不玩了”。 他们公开说：不。这声音虽不振聋发聩，却宛如春夜暗雷，带来一丝光亮。 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李开盛：作为见证者，无法保持永远的缄默 湘潭大学副教授李开盛选择在2012年的第一天公布自己的决定：不再申报和参与各级社科基金课题。 李开盛曾为申报课题苦恼不已。虽然还不到幕后运作，四处求人与打点的地步，却也曾琢磨过哪些课题才能得到评委的垂青，在申报书的字里行间措辞谨慎。“ 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无法再申报职称，而我目前还只是一个副教授；如果没有课题，你就很可能仍然无法在这个学术体制中获得必要的地位，而我还必须得继续在这个体制中混饭吃。我不是圣人，虽然尽量淡泊名利，但不可能没有一点七情六欲。”这让他“丧失了自由研究、自由思想的空间与勇气”。他并不回避课题制存在的意义：可通过资金支持的方式，为学术成果的产生和出版提供路径，是促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但是，它已经由本来的学术创新推进剂变成了一个拦路石。”这在社会科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因少有机会享受到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研究课题，政府主导型的资金投入，决定了社科课题多限于为政府服务的领域，科研自主性被大大压缩。 另外，由于硬性评价指标的存在，课题的级别和数量而非内容和质量，成为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科和高校的追求目标，“当一个教师或研究人员被置于课题这个指挥棒之下时，他很可能再也无法静下心来去读他所想读的书，也无法不受外部干扰地‘十年磨一剑’，思想的火花慢慢地缺氧，最终被窒息。” 作为高校教师、问题的见证者，同时自认是“一个探索心灵与学术自由的人，一个希望社会有所进步的公民”，李开盛说自己“无法对此保持永远的缄默。” “中国人其实最缺的不是反思，不是批判，而是与自己反思与批判的那些问题保持距离，或是在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下进行切实的行动。我们愿意进步，但希望进步最好在不触动自己的利益下实现。我们愿意改革，但总希望改革最好由别人来动手完成。”“我不期待这个声明会有多大的改变作用。有些环境与现象我无法改变，但至少我可以改变我自己，做回我自己。”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在自己已走过一生的一半之际，静下心来看几本自己真正想看的书，写几篇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这些东西要比教授职称、比课题带来的收入和其他利益更加重要。” 李开盛的这则公开声明引来数千点击。“猛然发现大学里还是存在有骨气的老师。”一位自称在高校从教近10年的网友评论说。 谌洪果：风雨飘摇的日子，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4月23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少林对同事林莉红挥拳相向。原因是“没能评上教授职称”，而林恰是评审委员会成员之一。数日之后，西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谌洪果公开了自己不参评教授的决定。2006年，师从贺卫方的谌洪果博士毕业，赴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当年，他即破格评上了副教授。“要按中国大学的学术标准，我再稍微用点力，两三年内要评上个正教授也并非难事。”但时至同批进校的年轻教师都坐上了正教授的位子，谌洪果却依旧原地踏步。谌称，早在2007年底“就彻底想通，这辈子坚决不再参评什么教授职称了。”武大教授打人事件，不过为自己公开表达看法提供了契机。“不想再按这个标准活下去，害怕自己因此越陷越深，自废武功”，是谌洪果做出决定的最直接理由。他担心，现行的评审体制会吞噬自己“残存的”治学能力和独立精神。尽管承认需要某种评价体系来客观认定大学教师的科研教学水准，但谌洪果并不愿为核心期刊、国家课题、体制内奖项等标准所量化。在他看来，这些外在标准与学术水准并无太多关联，反而容易扼杀一个人的学术生命。“一方面，它是一种功利机制，视治学如生产，使年轻学者生存压力巨大，无法把才华和知识用在自身的学术兴趣和关怀上；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惰性机制，使那些在其中顺风顺水的学者安享于所取得的学术和社会地位，不再把心思用在科研和教学活动上。”他因此拒绝了校长的好意：在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中，校长建议他先在体制内有所建树，而后借助更高的平台实现更多的改变。“ 可是，现实却很奇怪，如果每个在这种机制内谋得一席之地的人，都按照自己的‘如果’获得了实现自己更大抱负的机会，那中国大学的学风、精神和学术产出，早就应该焕然一新了，为什么我所见的情况却完全并非如此呢？”在他看来，做学问与评教授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追随这套标准一路走下去的人，会对这套标准带来的戕害习焉不察。当一个人已从这套标准中不断受益，他就更难自觉做出反思和批判。一个被格式化的人，屁股已经决定脑袋，要想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何容易？要想做出改革和创新的行动，更是痴人说梦。” 这样的判断，让谌洪果决心“不再把心思放在追逐这种本就已经声名狼藉的教授名声和地位之上”，“抛弃这一切的虚饰和装潢”。惟有这样“才能更加敬业，正视生命中的各种想象和可能，正视你活在这个世间的责任和价值。”“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我想我还是可以做一棵独立挺拔的小树的。”公开声明的最后，严谨的法学学者露出一丝难得的浪漫。 徐斌：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了 4月初，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前院长徐斌的离职演说开始在网络热传。他给自己的演说取名《怀有童心的孩子回家吧》。“目前中国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识以下。”在这段获评“有愤怒却不失理智，有妥协仍不忘坚守”的内心独白里徐斌说。2004年，浙江工商大学成立人文学院。在校领导的动员下，学者徐斌走上院长岗位。三年任期满后，因为“有些事只做了一半”，他获得连任。“实际上我在连任后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适合这个行政职位了。” 徐斌说，自己置身其中，越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权力化日趋严重。他将自己在任六年半来的最大体会概括为：没有精力认真考虑真正的教学和科研事宜，穷于应付各种指标；高校中违背常识的行为，甚至造假的勾当居然大行其道。“上级考什么，下边就干什么，行政权肆无忌惮地侵害教育权和学术权，搅得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这六年多里学校无数次开会、布置工作，没一次真实地倡导学术自由、坚持学者良心、担待社会责任。”他坦言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是做与说的分离，人格的两面性甚至到了不自觉的地步。“慷慨激昂的体制弊端批判者，行为目的不是改造体制，而是一转身也参与其中去分一杯羹，连半点内疚也没有。这不是乡愿是什么？” 在这种体制中，徐斌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他无法像大部分所谓学者型领导那样，一边不痛不痒地批评体制，一边又利用体制大捞好处。“那些捞好处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高校现行体制对科研的干扰与附加同样让徐斌痛心不已。在他看来，研究从起点上就被渗入功利因素，研究被严重工具化，沦为名利的敲门砖。“还有多少人能从科研中获得快乐和价值肯定？为什么出不了大师？这还用问么！”徐斌在演说中直抒胸怀。“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煨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上任时，徐斌带着杨绛翻译的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而来，“今天则吟着这两句话离任。”徐斌说，这就叫“怀童心的孩子回家了”。“以后和大家在一起的将是一个更加轻松愉快的徐老师。”徐斌在浙江省社科院工作时的同事、知名律师陈有西，时隔数月后，在微博上看到了徐斌演说稿。“我想他的悲鸣不是在批判一个大学，而是思考和呼唤中国的学术和良知的回归。只有告别才有真演说，这是一种怎样悲哀的现实？”陈有西说。“当下中国，无权者展现出明显的真话情结，真话难觅，不仅在于说话者缺乏勇气，还因为说真话的人知音太少。”数日后，出现在媒体上的一篇评论似与陈有西之问遥相呼应。 （信息来源：科学网，作者：陈学超原载：山东商报2012-5-28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5/264731.s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