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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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与社会”视野下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子课题一“我国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化进程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编号：06JZD0019-Z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刘纪荣（1968-），男，湖南茶陵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安徽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农村社会经济史及合作运动发展史研究。——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为中心的历史考察刘纪荣（安徽财经大学合作经济研究中心，安徽蚌埠233041）内容提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北农村合作运动整体上在逐步发展、壮大，运行基本良好；作为先后倡导与推行农村

2、合作运动的两种外在的主导力量：民间社会团体与国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交相更替；民间社会团体从最初的创导者地位逐步淡出，而作为国家象征的政府机构却几乎沿着一条与民间社会团体相反的趋势伸入；在“此消彼涨”间，虽曾一度“相携合作”，然而，农村合作运动最终为国家政府所控制，在总体上完全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化”的态势，从而影响到整个农村合作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不仅是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全国其它地区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区别于西方纯粹“自下而上”式合作运动的最根本之处。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发展形态一、引言在中国近代合作运动史上，相对于全国其它各个区域来说，惟有华

3、北农村合作代表了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由发生、发展到高潮的全过程。因此，考察华北农村合作运动就具有某种整体意义上的代表性。学术界现有关这一历史研究领域的成果较多，如有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近代合作运动的整体分析（赖建诚，1990）以及专就民国时期农村合作社的发展与评价（潘劲，2002等）；有先后就南京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的成因、过程以及政府与合作社及乡村社会关系等所作的深入研究（姜枫，1990；赵泉民，2007）；也有对华洋义赈会或河北、山东等区域农村合作运动所作的个案描述和评价（杨菲蓉，2001；刘招成，2003；薛毅，2003；蔡勤禹，2005；等）；李金铮（2000）、王先明等（2002）还

4、就二三十年代华北乡村合作社的借贷活动及其资金构成来源等作了广泛探讨，并以此揭示了近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潘培志（2006）、郝宏桂（2006）等就晏阳初、梁漱溟等历史人物的合作思想及其活动有过简要论述；关于考察近代中国农村合作运动进程中的“国家化”以及阐释国家与社会力量在农村合作运动中的相互作用这一问题的成果似乎还不多见，陈意新（2001）在讨论“二十世纪早期西方合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对此略有提及，但未作详论；时至今天，依旧未见学术界相关的专题讨论。然而，近代农村合作运动的“国家化”趋势是如何提出、演变、并得以逐步形成？这一发展趋势究竟有何利弊？对此后我国农村合作运动有何深远影响

5、？同时，以民间社会力量为倡导、肇端于华北地区的近代农村合作运动对我国当今积极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又有何历史借鉴？对于这些事关历史认知与现实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学术界应给予充分的认识和总结，亟待作出客观解答并详加讨论。为回答上述问题，笔者拟在13“国家与社会”框架下，力图就此作一专门论述，以求教于方家。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国家”所指，即世俗政权力量，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社会”或民间社会，即游离于世俗政权之外的在野力量，特指具有一定法人资格、从事社会公共（益）事业的民间团体。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形成，即“国家”与“社会”的分解，是社会现代化学

6、术界有关“现代化”的讨论非常丰富。张静如先生认为，“现代化”应表现为社会的物资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先进状态；只有整个社会是先进的、发达的，才能称得上是“现代化”，因此他更赞成用“社会现代化”的提法；笔者认同并支持这一提法。参阅张静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力克著：《历史与价值的张力——中国现代化思想史论》“序”，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页。有关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的详情参阅：刘招成《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述论》，《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薛毅《华洋义赈会与民国合作事业略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6

7、期等。的重要标志。从我国近代以来合作运动发展形态的自然演进的全过程来看，华北农村合作运动似乎沿着一条具有内在规律性的轨迹次第渐进，分别历经了三个形式不同、内容有别、结果迥然相异、整体上却又是互为关联的发展阶段或发展模式，即初期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独立倡导的民间社会“合作防灾”实验，比较自然地过渡到由社会团体如在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因缘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县政建设实验”，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