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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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于利而行多怨——儒家义利学说再探讨义利学说是儒学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儒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儒家义利学说的研究上，一直以来尽管人们对其价值认识存有很大分歧，对于儒家是否一概排斥、否定利的积极意义也有完全不同的认识，但在认定儒家“重义轻利”方面，大家的认识相对说来比较一致。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儒家为什么主张“重义轻利”，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思想史上，朱熹曾就此追问说：“窃闻之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夫岂囿为是迂阔无用之谈，以欺世眩俗，而苷受祸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送张仲隆序》）这的确是一个

2、值得深思的问题。总体上看，儒家的这种价值取向与选择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社会原因，也有思想、理论等方面的原因。通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儒家义利学说的认识，有助于对其做出合理的价值评估。（一）义利问题涉及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群体利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在儒家思想中，“义”即道义，也就是合符道德要求的行为，故“义者宜也”(《礼记·中庸》)，“行而宜之谓之义”(韩愈：《原道》)，“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熹《孟子集注》卷一)。“利”是指利益，又指功利或功效，通常指个人利益、私利；群体利益、

3、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概念在儒家的义利理论中属于“义”的范畴。一般认为，在义与利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孰为本孰为末的问题上，儒家“重义轻利”，主张“义以为质”、“义以为上”，提倡“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先义后利”，反对“重利轻义”、“见利忘义”、“以私废公”。应该说这些看法是符合儒家思想实际的。那么，儒家为什么做出这种价值选择，它为什么不倡导利以为质、利以为上、重利轻义、见利忘义，其理论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呢？通过儒学史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这种价值理论首先是基于“惟利是求”、“见利忘义”社会普遍现象及其所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并力图改变这种价值选

4、择而发的。儒家认为，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一个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是：“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孟子·万章上》），“欲贵者，人之同心也”（《孟子·告子上》），“人亦孰不欲富贵”（《孟子·公孙丑下》），追求富裕和显贵、厌恶贫穷与卑贱是人们的共同心理和渴望。“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人的欲望和要求永无止境，人们总是在不断地追求自己利益和欲望的满足，“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

5、息，好利而恶害”；“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同上）在追逐利益、好处与厌恶害处的方面，君子与小人是完全一样的，即使像尧、舜这样的贤君也不能除去民众追求私利的欲望。“夫万民之求利也，如水之走下。”（《汉书·董仲舒传》）“利者，众人所同欲。”(程颐：《周易程氏传》卷三)“人无利，直是生不得。”(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君子未尝不欲利“(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利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论语集注》卷二），圣人、君子也讲利、求利，“圣人岂不言利……若说全不言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朱熹：《朱子语类

6、》卷三十六)儒家的这种看法既是对人的欲望和要求客观事实的理论说明，同时也是对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认定和尊重。然而，在儒家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讲利、求利，而在于是否“放于利而行”、7“惟利是求”。实践经验一再告诉人们，一味追求个人利益会引起各种社会问题，激化社会矛盾，与人、与己不仅无益而且十分有害。所以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孔子之论言简意赅，质朴而深刻，发人深省，说出了人生行事的常理、常道。孟子更认为，如果人与人之间处处以私利来计算，惟利是图，“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

7、君臣、父子、兄弟……怀利以相接”，结果是“终去仁义……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惟利是求”的行为方式、价值选择不仅会加剧人际关系的紧张，而且还会造成“上下交征利”并导致“国危”。“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只追求一己的私利，就会诱发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的争夺，造成争斗和混乱，最终使国家危亡。荀子则从人性的角度分析、说明“惟利是求”的巨大社会危害。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

8、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