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转向到科学实践理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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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历史转向到科学实践理论(1)自科学哲学中发生所谓的历史转向以来，在其认识论的范围、规范的力度和经验的辩护方面就面临着多种问题。许多人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很好的回应了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非历史和逻辑的分析；然而数年后，这个新学科产生的基础却看起来有些薄弱。早期关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者之间关系合理性的讨论，在70年代中期得以发展，在80年代末成为以下问题，即：如果科学史主要是一种描述性学科，那么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科学哲学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其传统的规范性方面？我把这个困难称为科学哲学中历史的—认识论的规范性问题。这个问题

2、表明，我们需要一个能够通过科学史来解释认知标准的起源、稳定性和传播的认知规范性的历史理论。这个工作尤其是属于基本原则的，因为它体现了科学哲学的核心是对于科学进行历史理解。在对HPS真实本性进行讨论的同时，科学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哲学分析在更一般条件下的效验问题。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直存在于一些科学哲学家中的关于唯一性、统一性和科学合理性的观念。在这期间发展起来许多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甚至与最初的强纲领差异甚大。不过，虽然这些纲领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仍共享这样的主张：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的语境，也意味着实用的、社

3、会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语境[1]。80年代末，当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放弃了更极端的建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本质论(essentialism)时，一个日益清晰的判断在所有的辩论方中涌现出来，即每一个现有的科学学(sciencestudies)学科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重视对语境中的科学进行分析表明了科学事业复杂、多面的本性——这是当人们注意科学的语境性细节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特征。科学能够严格地以哲学、或社会学或历史的术语加以有效地理解，这是难以置信的[1]。近来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令人瞩目的进展，是把对科学的理解从作为知识

4、的科学转变成作为实践的科学。科学学的一部分转变为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CSSK)，这种转变依赖于人们如何定位文化的涵义，而这一研究是通过一种语境和文化的科学编史学的形式来处理的。在此意义上，“科学实践”的概念是科学学中一个需要加以澄清的关键概念，它还需要提供解释力，从而使其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近来对“科学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科学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它借助了科学文化史的概念工具而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新的分支中，一些人认为，“科学实践”观将为我们处理科学的语境分析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因此，他们的

5、部分工作就是发展一个“科学实践”的解释性概念。不同的学者都在试图给出某种科学实践的概念，以解释科学事业及科学复杂、多面的本性。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计划都至少在两个方面将认识论问题放在了一边。一方面，他们没有致力于从历史和认识论角度来分析诸如证明、证据、检验和错误等认识论概念，而是多使用诸如抑制、技巧、劳动、作用(agency)、抵制、启发式结构(heuristicstructure)等社会和人类学的解释性概念。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计划不是规范性的，而主要是描述和文化解释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去描述科学事业

6、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学方面，而不是试图发现用来评价和(或)指示科学知识甚至科学实践的认知范畴。科学实践的研究(SSP)与传统的HPS共享着一个旨趣，即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科学事业，同时关注于按照科学真正发生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然而，思想上的主要区别在于，SSP不把对科学的认知关注看作一个值得分析的关键主题。我想要说明的是，从HPS到CSSK的转变，在分析和解释科学知识的认知规范性方面出现了困境，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理论将有助于说明一些这样的困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分析从HPS到CSSK的转变；接着考察CSSK中两种

7、关于科学实践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知识的认识规范性的认知困境。　　　　1　从HPS到文化研究(culturestudies)在1980年代中，发生了一个从HPS到科学研究再到文化研究的转向。1985年，出现了著名的语境性的科学编史学。夏平和沙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室生活》一书以历史的方式展示了，在复辟时代英格兰的地方性语境中，科学事实是怎样在物质、文化和社会技术的相互作用中被建构出来的[2]。这一研究瓦解了对影响科学的因素做“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分的传统。由

8、此带来了被支持者称为“科学学”的活动，即一种跨学科的组合，其中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变得“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一些学者越来越考虑为像“科学学”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增加新的“语境性”的进路(approach)。这些更新的语境性进路，逐渐成为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人类学家严肃探究的工具。当这些人类学进路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时，科学自身变成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