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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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不同领域，各自凸显的乃是某种时代属性或空域属性，汉语新文学整体遭到了人为的切割且被切割得有些纷乱、错杂。汉语新文学的概念整合不仅能够在相关学科的设置上克服上述纷乱、错杂并奏繁就简之效，而且有利于相关学术领域学术规范性的建设。汉语新文学研究者即使面对一些并不科学并不规范的学科概念也常常习惯于保持默认姿态，轻易放弃了汉语新文学名实关系的思索与论辩，其结果往往导致学科的纷乱与学术的失范；缺少明确、稳定和科学的学术内涵和外延的支撑，相应学科的学术规范性便会受到频繁的干扰。根据学术范畴的一般原理，学术活动乃由构成

3、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所规范，而构成性规则是基础，也是核心。[1]（P76）汉语新文学研究领域被长期分割成上述明显缺乏学术整合且相互之间夹缠含混的学科板块，正是其构成性规则相对紊乱的体现；而其构成性规则的紊乱直接导致范导性规则的薄弱，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因而显得任重道远。　　以白话文为主体语言写作的现代文学，从其诞生之时就被先驱者命名为新文学，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建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新文学名学传统的恢复。新文学的命名体现着先驱者对所倡导和建设的文学性质、形态，特别是其所必然体现的新的文学传统的深刻认知与准确把握，从而构成了汉语新文学概念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一学术基础

4、中的语言因素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卓越的凸现，虽然它在后来的学术论辩中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但现代文学和现代语言理论都聚焦于以语言界定文学的学术必然性，这使得汉语新文学概念取得了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等约定俗成概念的某种理论优势。各种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研究的学术实践亦表明，这样的理论优势正在逐步得到学术现实的承认。　　　　一、新文学作为概念内核的历史依据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核当然是新文学。至少在文学革命先驱者和新文学基本建设者的印象与习惯中，新文学比后来俗称也是通称的现代文学更易于接受，因为新文学概念全面地包含着与传统文言即所谓旧文学相对的白话写作，以及作为文

5、学革命的积极成果这两层含义，而不是像后来的通称现代文学那样偏重于凸显其时代属性。同时，新文学概念反映出新文学家建构新文学传统的全部命意，而新的文学传统才是新文学全部根性与特征的典型体现。于是，以新文学统称区别于传统文言的所有汉语写作，具有深刻而充分的历史依据。　　新文学一语的使用，或与梁启超时代的新文体、新小说诸说有密切的联系，但作为一种文学概念，则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新文学作为术语，当始见于1917年2月1日陈独秀致陈丹崖信，在这封信的开头，陈独秀便对陈丹崖来书详示对于新文学之意见表示欢迎。新文学概念的正式使用则始于三个月之后，胡适于19

6、17年5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以历史譬喻的方式将新文学作为白话文学和作为文学革命成果这两层含义表述得相当明确：古文家又盛称韩柳，不知韩柳在当时皆为文学革命之人其时白话之文未兴，姑韩柳之文在当日皆为新文学。[2]（P34）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难者和文学革命的始作俑者之一，胡适对新文学的这两层含义深有心得，在此后提倡新文学的一年时间内，他一直盼望着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来取代桐城派的古文、《文选》派的文学、江西派的诗、梦窗派的词以及《聊斋志异》派的小说等陈腐的旧文学。[3]（P59）此后，人们虽然不再像胡适那样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以

7、及文学革命的轰轰烈烈，但新文学概念逐渐为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倡导者和实践者所一致认同并沿用成习。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是这一历史性认同的集中体现，而在此之前，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新文学已经作为学科名称出现在大学课堂，至少，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周作人在辅仁大学都曾分别讲授过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新文学的源流。①此后中国新文学的概念一直被沿用不辍，即使在中国现代文学等概念后来居上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时，新文学概念仍被证明有其悠久的学术生命力。　　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文学或中国现代文学概念逐渐露出了取代新文学概念的端倪，至

8、50年代形成大势气候。这种将主题词由新到现代的转变，除了特定气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