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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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意义　　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提出，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诚如台湾文学馆馆长李瑞腾教授所预言，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局面。在文学学术边缘化的时代，一个新的命题能够避免不特没有人赞同，并且也没有人反对的沉闷局面，应该说差可欣慰。当然，更多学者对此概念采取了审慎的接受态度，愿意借助这样的概念思考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若干问题。在众多有待思考的问题中，汉语新文学的世界性命题，可以说触及了汉语新文学概念的深层要害，值得展开一番探讨。　　一、新文学世界性倾向的本然意识　

2、　所谓新文学的世界性倾向，便是在国门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地打开之后，中国文学家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意识到并作出相应的应对，新文学在其酝酿、产生以及建设过程中，必然地包含着世界性因素的考量：积极意义上表现为对文学世界性的趋向与肯定，消极意义上则表现为对世界性因素的顾忌与排斥。世界性倾向的前提和基础是文学的世界性意识。中国近代文学与传统文学的重要区别，即在于它获得了相当鲜明的世界性意识，并将这种世界性意识传导给新文学的倡导与创造，新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区别，则在于将这种世界性意识发展或强化为积极的世界性

3、倾向。　　发动新文化、创造新文学居功至伟的《青年杂志》在创刊之初，便通过其主持人陈独秀之口表明，它清楚地意识到了世界性倾向的不可避免：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这是1915年的事情，表明《新青年》一代精英对于世界性的趋向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样的认识在那个时代很容易形成文化精英乃至政治精英的共识。1916年，孙中山在钱塘观潮，面对奔腾汹涌一望无际潮流，有感而发，题写了这样的旷世铭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对于世界化的潮流选择了

4、更加积极和进取的态度。　　质之于文学，近代以降，文学革命和文学革新的话题，都往往与世界性因素的考量有关，甚至深受世界性因素的影响，为世界性的话题所激发或者激励。梁启超等人在鼓吹文学之于群治和新民的作用之际，常常借鉴世界文学的种种功能神话，将世界文学史话中近乎无稽之谈的故事当作一种言之凿凿的论据，以论证文学之于改造社会、改良人心甚至激发人的潜能与灵感等等神奇功效，从而在引进世界性眼光的前提下倡导文学的改良与革命。这样的情形说明，汉语新文学的原初胚胎中其实天然地包含着世界性的因素，就像天然地包含着现

5、代化的内容一样。　　近代启蒙思想家倡导文学改良一方面受到世界政治文化思潮的刺激，一方面也受到世界性文学因素的激励和影响，这两方面的交互作用，使得这批饱学之士毅然决然地抛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自在体系，跳脱了传统文化思维定势的窠臼，将外国文学的良规引作新文学的标准，从而走上了促进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径，开启了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和新文学设计与建设的历史前奏。　　虽然，近代文学革命启蒙和文学改良呼声，最鲜明的立足点在于启蒙民众、在于新民、在于群治，但是，所有这些为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所直接或间接继承的精神要

6、素，都是在世界性的关怀和考量中得到了最初的阐述。1902年10月《新小说》创刊，梁启超为之写出了影响深远的发刊词：《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灌注着强烈的世界意识和世界关怀：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这是那个时代所能具有的最具现代思维的社会心态描述，在这样的社会心态描述中，封闭、保守的中国如何会普遍地意识到世界潮流，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何以能强烈

7、地关注世界意识，都得到了某种学理的解释。确实是从梁启超那一辈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开始，占潮头地位的中国文学的理论设计乃至创作实践都异乎寻常地取得了世界意识和世界性关怀。仍然是在新小说的倡导理论中，梁启超的阐述表明，世界意识已经渗透到他们的自然思量之中：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此番议论不仅赫然使用了西方的心理学甚至文艺美学理论，而且立论角度

8、早已不拘泥于传统或中国，直接关涉到天下万国。天下万国和世界成为言论的出发点、思想的归趋点，是中国文学走出传统语境，进入近代语境，甚至走向现代化境界的标志。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之中，作为新文学的孕育，近代文学进入了筚路蓝缕的世界文学的普及性运作。文学革新的鼓吹者如黄遵宪、梁启超等，都乐于通过各种文字途径介绍外国文学和文化思潮，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时代性发展张目。外交官出身的黄遵宪非常重视世界发展大势和政治文化潮汐，并将这样的世界观察通过文学笔法加以表现。他在《朝鲜策略》一文中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