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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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历史真实拙文《历史·文本·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刍议》提出：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并不能实现历史现实的回归，它只能提供对于历史的又一种阐释。[1]限于当时的材料和文章的篇幅，这一论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在过去几年中，新历史主义可算是我国文学理论界比较关注的一种西方理论思潮，然而对其理论的局限似乎讨论得还不太多。本文拟在这方面再作一点探索，并请教于同行。　　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主义认识起点　　正如新历史主义始作俑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及后来许多提倡或反对该学派的文论家

2、所指出的，所谓“新历史主义”，乃是一种受到人类学“厚描”(thickdescription)说的启发，并把这样一种描述历史文本的方法与某种旨在探寻其自身可能意义的文学理论杂交混合后而形成的一种阅读历史——文学文本的策略，“厚描”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ZZordGeertz)等人论述人类文化属性形成过程时使用的一个术语。在后者看来，独立于文化的人性是根本不存在的。这里的“文化”不是指习俗传统一类具体的行为模式，而是指主宰和控制行为的一整套制约机制——如计划、程序、规则、指令等。因此，我们迄今获得的有关人的一切知识，都是把人置

3、于他所处环境之中、对他与所处文化机制的关系反复加以描述而逐渐形成的。格林布拉特认为，对于文学作品的阐释也是这样。文学阐释，尤其是在阐释文学作品所可能包含或表现的历史意义时，也必须将文学作品纳入某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范式之中，而这种生活范式是一种超越作品，却能赋予作品一完整意义的集体性的经验。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自我形塑”(self—fashioning)的概念，即文学形象和文学意义是对人物与其文化环境的关系反复地进行阐释的结果。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反复”，即阐释不是一次完成，而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止境的过程。他把这样一种阅读和阐释

4、的策略称为“文化诗学”(poeticsofculture)。[2]　　但是，这样一种新历史主义的“新”，很大程度则表现在它与后结构主义（尤其是解构主义）之间若即若离、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上。后来确有不少新历史主义者，他们强调自己是对形式论的解构主义的反拨。正如解构主义批评的最主要代表人物J·希利斯·米勒(J.HillisMiller)近来在一些文章中所说的，新历史主义的出现，被一些人描述为文学批评思潮发展中的“一个突变”，一种“大规模的转移”；是从“对文学作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

5、景中的位置”；是从过去“关注语言本体”，转向了“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和性属”。[3]但是公允地说，这些新历史主义者所声称的与后结构主义之间的分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泾渭分明，甚至还有不少的新历史主义者并不断然否认他们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处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例如，格林布拉特在论文《莎士比亚与驱魔师》(ShakespeareandtheExorcists,1985)中就曾这样承认：　　我相信，当代理论对于文学批评实践——当然包括我本人实践——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颠覆了过去那种将审美再现视为与文化语境隔绝的看法，不再把审美看成

6、是自足独立、与产生和消费一切艺术的文化、意识形态和物质母体根本脱离的领域。这一颠覆，不仅得到公开反对文学独立自足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可，甚至也得到极其封闭和抽象的解构理论的认可。因为解构在文学阐释中不断发现的不确定性，使所谓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也受到了质疑。生产文学作品的意图并不能保证文本的自足独立，因为能指总是要超越意图，使意图受到破坏。这种不断的超越（它恰好是所谓意义的无限延宕的一种表现），使得所有本来一直是稳定的对立不得不分崩离析，甚或可以说，它将逼着阐释承认：任何一种观点总要受到其对立面的影响。由于20世纪中期英美文学批评的一

7、个基本假设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崩溃，解构的出现于是成了一种解放性的挑战，它一方面友善地将文学文本还原到与其他文本一视同仁的状况，同时又对非文学中实证主义的肯定性，即历史事实这一特殊的领域发起攻击。历史不能脱离文本性，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对文学文本所揭示的不确定性的危机。所以我们说，历史失去了它在认识论方面的纯真，而文学则失去了与其说是特权、毋宁说是牢房的那样一种孤立状态。[4]　　这里，格林布拉特不仅追溯了后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解构主义哲学对英美文学批评以及他本人所从事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的影响，而且说得很到位，颇令人信服。文本的不确定

8、性，文学与非文学界线的混淆，能指将超越意图、并颠覆意图，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宕，同一文本存在着相互取消、而又相互影响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解构批评的基本立场都得到了他的肯定。然而，当这篇论文被收入作者的《莎士比亚的商讨》(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