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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作者:吴春梅/方之光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
2、探讨。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
3、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1
4、902年鉴于清廷“回銮后,泄沓如前”,梁启超痛感“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汪穗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71页。)于是背离了《新民丛报》“不为危险激烈之言”的宗旨,并且进一步把破坏与排满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论。这一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得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终不可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
5、》第15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他希望通过排满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政治上反清的同时,梁启超在思想上也反对尊孔保教。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梁启超反对保教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教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思想解放。中国学问不广、思想狭隘,“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又稍在此范围外者,非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梁启超据此指出,“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己知也,某某
6、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盖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戊戌变法时,为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起,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东渡日本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梁启超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附会儒家学说,主张从正面加以宣传。他还以西方的人权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检讨,矫正了长期以来两种固有的不合理的观念:“第一是牧民与保民思想在今日之不合时宜,第二是纳国家与人民为一体”,认为在这种错误思想长期指导下,“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3页,台湾
7、世界书局出版。)结果造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而这正是中国政治腐败、思想阻塞的根源,故“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342页,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梁启超的这种激进言论和主张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2月,梁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转而对破坏主义持怀疑态度,他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8页。)同年6月,他在给蒋观云的信
8、中,明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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