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欧洲原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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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欧洲史》:欧洲原来如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做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长期研究语言哲学，现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发表《“哥白尼式”的革命》、《罗素》、《形形色色的造反》、《精神生成语言》、《告别20世纪》、《自由的言说》、《直面历史》、《蓦然回首》、《不懈的精神追求》等著作。    我父亲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白内障导致双目接近失明，从外语教师的职务上退休，命令我每天给他念报纸，专读国际新闻。因此，什么“西德复活军国主义”、“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最高级会晤”等消息于我十分熟稔，足以在同龄小伙伴中掌握话语权。“文化大革命”时“天下大乱”，对于青年学生的思想、阅读监管系统也随之瓦解，我在大看内部书籍之余，发现以前引以自傲的国际知识不过是冷战宣传的一面之词，于是开始了清理和重建外部世界知识之旅。    前不久读了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第一感觉是：了解历史真实是一个相当漫长和艰巨的过程。且不说我这代人以前关于上世纪50年代柏林危机、波兰匈牙利事件的知识要么是完全错误的，要么是片面和歪曲了的，即使是对于刚发生不久的苏联东欧剧变、科索沃战争等等，得到的信息也是非常不客观、不全面的。     托尼·朱特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战后欧洲史》是一部重要的、享誉学术界的巨著，它能给予读者的，不仅是清除谬误的知识，而且还有对于历史经验教训，对于人类文明走向甚至人性本身的严肃思考。    忏悔其实很难    中国人对于忏悔这个话题有特别的兴趣：对外，有日本是否对曾经侵略中国表示忏悔的问题；对内，有“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打手、告密者的人是否对受害者认错忏悔的问题；更特别的是，德国总理勃兰特和科尔向犹太受害者纪念碑下跪的震撼人心的举动与日本人的顽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人对有着深刻反思习惯的德意志民族充满好感。    抱持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人与人是大不一样的，民族之间如此，同一个民族之内的不同人之间也如此，要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罪行或过错忏悔其实异常困难，《战后欧洲史》记载的情况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    美国人在自己的占领区启动了再教育和“去纳粹化”计划，以便在德国的公共生活中彻底铲除纳粹的基础，播下民主和自由的种子。曾经有过这样的规定，要求德国人在领取配给证之前先去观看关于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记录片。一位德国作家记述说：“在放映机的忽明忽暗的光亮下，我看到从电影一开始放映，大多数人就将脸背过去，就那样直到放映结束。如今我在想，这些转过去的脸就是当时千百万人的态度……他们对被什么事情触动和‘了解你自己’都不感兴趣。”托尼· 朱特说，那些德国人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的领导人做了些什么，只知道自己在战后的种种困难———食物短缺、住房短缺，等等———而不知道在被他们占领过的地方，那些受害者的苦难。他们实际倾向于将自己看成受害者，所以认为审判也好，对纳粹行为的愤怒也好，都是胜利的同盟国对一个已被废除的政权的报复。    “去纳粹化”运动即使不能说是失败，至少也是收效甚微，为了战后的恢复重建，大量曾经是纳粹的教师、市政建设技术人员、公共卫生专家、法官、检查官、外交官、财政管理官员恢复了过去的工作。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纽伦堡审判是不公正的，同样比例的人认为纳粹时代对犹太人的做法其实有理由，甚至有四分之一的人对希特勒抱有好感。    托尼·朱特指出，在西德，从总理阿登纳到一般民众，很多人相信为了战后的重建，应该将过去忘掉，他们坚信，欧洲战后令人惊讶的复苏得力于集体失忆症。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立即出现的口号“淡化过去，面向未来”，但托尼·朱特断言，很多被抛掷脑后的事情将会以各种令人不愉快的方式被再度提起，“德国惟有正确评价、真正反思罪行累累的纳粹历史，完成一次长达60年的否认、教育、争论和共识的轮回之后，才可能开始与那段历史共处，不再为此牵挂烦恼。”当他以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展望即将到来的欧洲的未来时，他说：“意欲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欧洲人的那些人，在21世纪来临之际，首先必须背起一个新的、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对‘大屠杀’的承认，是我们进入当代欧洲的门票。”我认为《战后欧洲史》作者树立的这个标准，对于希望中国的价值得到世界承认，中国的成就能够成为“模式”的人来说，具有极大的启发和警示意义。     西欧的重建、复兴和一体化    战后欧洲满目疮痍，许多世界闻名的都市变成一片瓦砾。西欧重建和复兴成功的关键是，它选择或者恢复了议会民主制，各党各派愿意妥协，并在社会和经济改革方面有共识，不言而喻，基本经济构架是市场经济。西德的民主制当然是英美强加的，而在法国、意大利等国，那些在抵抗法西斯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可以拥兵自重的党派和游击队选择了争取选票而不是动用枪杆子的从政方式。在西欧主要国家，执政的往往是基督教民主党，它们选取了在集体主义和极端市场之间的道路。    在欧洲的恢复过程中，除了人们“发疯一样地工作”，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提出的“欧洲复兴计划”发挥了巨大作用。根据这个计划，西欧各国一共得到了130亿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在现在相当于2000多亿美元)。马歇尔计划不仅提供资金，而且要求和鼓励受援国之间的协调、合作以及自主创新。当然，马歇尔计划包含美国自利和遏制苏联的动机，但它在帮助西欧度过危机，走上快速发展轨道方面起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苏联东欧集团制作了一部电影叫《马歇尔，欢迎你！》，把马歇尔计划说成是一场骗局和闹剧，此电影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很有宣传效果，但编写的故事无法掩盖东西欧的差距。苏联的“经互会”给东欧提供了什么呢？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东西德统一之后，西德援助东部1万亿以上的欧元，也未能使东部在生产、生活、福利等方面达到西部的水平。    形成某种程度的统一欧洲，是欧洲人的夙愿，但实现这个梦想谈何容易！战后，早在1949年就召开了“欧洲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出席的代表来自英国、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意大利、瑞典、丹麦和挪威。在早期，欧洲一体化的最大难题是德国———西德被看成是威胁而非合作伙伴。德国夙敌法国的态度成为关键，上世纪50年代初，法国提出“舒曼计划”，寻求法德两国煤钢联营，1951年签订《巴黎条约》，6个西欧国家建立煤钢共同体。到了1957年，这6个国家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启动了新一轮的农业政策、关税、货币、司法的统一。欧洲统一体反映了、同时也促进了西欧各国经济的繁荣，在50和60年代，各国G D P持续增长，民众的工资、消费能力大幅度提高，在当时作为奢侈品的冰箱、洗衣机、小车越来越普及，旅游开始成为大众休闲方式，电视是家庭的必需品。    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从上世纪70年代起，西欧经历严重的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长率下降，工人的罢工和游行示威频繁发生，社会冲突升级和加剧。更严重的是暴力活动出现和蔓延开来：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分离主义运动的组织埃塔不断采取暴力和恐怖活动；在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依靠爆炸和暗杀来寻求从英国独立；在西德，红军旅等左翼恐怖组织大肆暗杀、绑架和抢劫，开展所谓“城市游击战”；在意大利，红色旅绑架和杀害了多名著名的政界人士。令人欣慰的是，这一期间新兴的进步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与和平运动也蓬勃展开，对于欧洲的社会进步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的剧变，整个欧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1992年，《欧洲一体化法案》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得以 签署，其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方面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欧元成为统一的货币，改制后的中欧和东欧诸国把加入欧盟作为不二选择。    东欧的归宿    除苏联之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然是二战后苏联红军占领的产物，斯大林有一句名言：“这场战争与以往有所不同。无论是哪一方占领了一块领土，都会在该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人人都想把他自己的制度推行到他的军队所及之处。情况就是这样。”战后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员的人数只能以千计，但在斯大林的强力运作下，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都建成了与苏联相同的政府与社会，按一位美国教授的说法就是“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    这些国家当然是一党执政，各种政党和政治团体被取消或归并，尽管各国战前的社会状态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有差别，但都强制实行单一的经济体制。大型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中小型公司受到挤压很快消失，农民最初分到小片土地，后来失去私人土地，成为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的一员。1949年成立了经互会，在各成员国之间的生产、贸易方面实行严格分工，而不考虑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特点和传统优势。比如，捷克斯洛伐克擅长生产皮革产品、摩托车和武器，但被指令大量生产和出口钢铁，而它的铁矿资源非常有限，其结果是，它的生产生活水平从1938 年与比利时不相上下、远高于奥地利和意大利，降为落后于这些国家。匈牙利被规定生产拖拉机和大客车，东德生产计算机，但这些商品除了硬性分配根本没人要，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买到远为价廉物美的同类产品。    与僵硬的中央计划和指令型经济相应的，是政治上的高压和不断的清洗，成千上万的男女被逮捕，被指控为“人民的敌人”，甚至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也不能幸免于难，他们被说成是西方的代理人或英美的间谍，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其他东欧国家首都，都进行着让世界震惊的大审判。人们相互猜忌和害怕，犬儒主义盛行。这样的日子是难于维持和忍受的：相互监视、揭发成了生活的常态，大多数时间处于心惊胆战的状态。后来的材料证明，在只有1800万人口的东德，全职的国家安全部门工作人员有8 .5万，“非正式合作者”大约6万，固定线人11万，兼职线人超过50万，600万即占总数三分之一的人曾经被告发而立档。    苏联东欧的变化既不是短期内突然造成的，也不是美国的演变阴谋引发的(托尼·朱特在本书中指出，美国起的作用小得令人惊奇)，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失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件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对于苏联维持原有统治都是致命的打击，也松动了它对其附庸国的控制。波兰在1989年9月成立新政府，匈牙利在10月改变国名，柏林墙在11月9日倒塌，同年年底，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大功告成，而在圣诞节，罗马尼亚的统治者齐奥塞斯库及其妻子被抓捕、审判，以“危害国家罪”处决。托尼·朱特认为，与原先执政党的腐败、专制、颟顸和人民的不满、对团结工会等民间力量的支持相比，旧体制是维持得太长久了，“这真是一次漫长的谢幕”。当代历史的戏剧在1991年年底达到高潮：苏联正式宣告不再存在。     中国人理解发生在东欧的变化异常困难，这是因为意识形态、历史和文化。对于东欧诸国脱离莫斯科和弃绝苏联模式，我们称之为“变色”和“易帜”，但人家叫做“回归欧洲”，对于他们来说，二战被归并入苏联阵营使得这一部分欧洲被连根切断。随着西欧出现“欧洲共同市场”、“欧盟”等体现某种制度性身份的新事物，“欧洲”成了东欧人认同并追求的个人权利、公民义务、表达和迁徙自由等价值的体现和目标，“‘欧洲’代表着常态及现代生活方式，公公正正而又简简单单。”    托尼·朱特在《战后欧洲史》的结尾处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在今天，“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生产越来越多、越来越物美价廉的产品，但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可能提供全球通用的模式。尽管欧洲对于自己的过去很憎恶——— 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因为此——— 但也只有欧洲人才能够向世界提供一些温和的建议，建议这个世界不再重复欧洲犯过的同样的错误。虽然在60年前很少有人能预料到，但21世纪将可能是属于欧洲的世纪。”这种观点应该引起中国人的重视，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人不少，需要自问的是，我们有什么价值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同，有什么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举止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和尊重？甚至需要自问：我们对当代世界有正确的理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