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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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当代图书馆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馆藏资源数字化，甚至以“eoi”作为资源建设的唯一目标；图书馆(Lbrarya0適念的出现及其践行等等，让我们欣喜于图书馆在技术层面上的与时俱进。然而，技术对图书馆所涉及到的经济或社会等问题却无能为九图书馆学研究有必要在技术层面之外，追逐时代思潮，彻底改变单一僵化的研究模式。当今世界，“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而“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这令我们相信，强调“差异、多元、开放和不确定”应成为当今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模式。然而

2、，在研究对象的把握、价值取向的确定、研究内容的范围和研究方法的选择等基础性议题上，图书馆学并未走出一元论的思维框架。　　1研究对象: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　　对研究对象的不懈追问，一直是中外图书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诚然，“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以研究对象为主要关注点，……有关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或著作大都首先确立研究对象，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体系框架中，其理论基础包括哲学基础最终由研究对象来体现，其基础理论最终由研究对象来概括，甚至其研究范式和方法，最终也由研究对象来决定

3、。在此背景下，反思中外学者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得失，　　是十分必要的。　　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工业社会以生产效率为导向，以大批量、模具化为生产模式。相应地，在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中，必然追求内容和过程的确定性，并追求结果的标准化。这决定了西方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理解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层面上，都与西方“本质主义”的认识方式不谋而合。本质主义“是一种先在地设定

4、对象的本质，然后用此种本质来解释对象存在和发展的思维模式”151。在西方，本质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哲学，而笛卡儿、康德等人的二元论哲学思想则成为本质主义的经典注脚。人们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性的“本质”作为基础。西方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集中反映了本质主义的一般特征，即：肯定纷繁芜杂的大千图书馆现象背后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本质，揭示了图书馆的本质也就意味着抓住了各种图书馆现象背后的规律。因此，从图书馆现象归纳图书馆本质，再从图书馆本质演绎图书馆的一般理论、原则和方法

5、，便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模式。不同的图书馆学研究，对图书馆“有没有”本质都持肯定态度，它们之不同只是对本质“是什么”有不同见解并由此形成了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本质观，诸如: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以及同样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等。图书馆学本质的“为道屡迁”虽然有时空转换的辩护，实质上却缺乏足够必要的正当性。　　就中国语境而言，对图书馆学本质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探索，往往构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个崭新坐标。总体上，“要素说”、“规律说”、“矛盾说”、“藏用说”、“交

6、流说”、“中介说”、“事业说”等都是在图书馆以文献为基本单元的背景下诞生的图书馆学本质观。“信息资源说”、“知识集合说”、“可获得性论”、“知识资源说”、“知识组织说”等等则都是在图书馆以信息为基本单元的背景下诞生的学说。然而，各种本质观不仅在语义层面难以达成和解，而且在哲学本体层面上也无法取得一致。关于本质问题的这种“迄无定论，，’不禁令我们怀疑图书馆学研究的本质是否真的存在。并且，毋庸讳言，中国学说的创生往往还与外国“先进”思想的传入（它们的获得性、可嫁接性等）密切相关。例如“信息资源说”与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欧美

7、国家的信息资源管理（RM)思想有关；“知识集合说”等观点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学者布鲁克斯倡言的现代知识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增益而来，进一步盘根究底，则可以追溯到“1929年，著名分类法专家布利斯(HEBlis)先后出版了《知识组织和科学系统》、《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两部著作”161。无疑，我国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之本质的各种观点的背景，也表明其正当性并非不可移易。我们认为，中外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本质观的各种自信心爆棚的认识，其实不过是以各自“深刻的片面”作“片面的深刻”的言说，因而无法真正触摸到图书馆的本质-假如图书馆

8、真有本质的话。　　随着对研究可靠性和有效性的强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本质主义思维方法必将受到质疑。总体上，本质主义研究的要害不在于它的“为道屡迁”、人言言殊，而在于当对图书馆本质的不懈拷问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时，便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同质性思维之中，从而也遮蔽了图书馆现象的多元化和差异性，把本来具有“全光谱”色彩的图书馆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