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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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国的白居易研究概况及有关问题【内容提要】韩国白居易研究70年代为萌芽期，80年代为适应期，90年代为成长期。韩国白居易研究落后日本，原因是多方面的，当务之急，解决实际问题制定中长期规划，翻译金龙云《白居易写实意识的目标及其特征》（《石堂论丛》东亚大学，十八辑，1992年12月／《中唐论丛——丁范镇教授六秩寿辰纪念》，1995年2月）认为白居易写实目标是“忠君与爱民为内容，以讽谏与教化为实践形式”，认为他的写实意识不过是“同政治意识紧密相连的单纯的感觉，换言之，即政治意识的形象化”。金卿东《元白的仕隐意识》（《中国人文科学》第十五辑，1996年12月）就仕宦与退隐对元稹、白居易观念

2、和态度作了比较研究，并就元白二人后半生所表现的对仕宦的态度明显差异的原因与背景也作了分析。要点大致如下：即元白都在追求“道”的实现同时，不能完全排除追求富贵而入仕的要素；二人差异在于：“元稹追求身份和地位的向上而主要将‘贵’置在重心；白居易为维持生计则将‘富’的方面投入更大比重”。并特别指出，“元白各自后半生仕宦态度不同，其根本原因在于两者对‘隐’抱的观念、态度异质而致”。另外，白居易出仕与隐退客观基础是“道”的有无，持“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这一道隐（时隐）观念；而元稹则“谋道不择时”，任何情况下都否定隐的价值，认为隐不过是只为一身的独善，两人在面临政治挫折时，各自的应对方法不

3、同。也即“白居易将左迁看作是自己守‘道’，加强道德修身机会而接受，而否定‘时’与‘天命’存在的元稹，对‘隐’和‘独善’的方法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　　五、创作与诗论杨森《白乐天及其诗》（索瓦鲁大学硕士论文，1967.8）略述白居易生涯，并就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律诗的内容，以某一首为例，概略说明。具有早期硕士论文特点。杨森受中国大陆的中国文学史影响，毫不犹豫称白居易为“民众诗人”。另外，还评论了白居易作为民众诗人自觉地“平易明快”手法，对社会予以批评讽刺，不分男女老幼均能口传手写其诗。李东卿《白居易与讽谕诗的诀别》（《中国学报》第十三辑，1972年12月）从①白居易的天性乃至气质

4、方面，②白居易人生观的变化，③当时的政治状况3个方面考察白居易40岁以后，尤其左迁江州以后，中止讽谕诗创作之原因。关于第①方面，李东卿认为，白居易讽谕诗创作“显示了对政治的理想与参与政治的欲望，由于白居易作为感情丰富的诗人，比作为政治家素质更有天性，自然闲适诗与感伤诗、抒情诗作比寄托对现实关系的讽谕诗更能满足他的天性，为他所喜所求，最终导致与讽谕诗诀别”。关于第②点，李东卿认为“因母死退居渭村时，由于女儿金銮子之死，白居易的人生观和思想接近老庄与佛教”。“另外，不同于京师，闲适的渭村生活也给白居易人生观变化以很大影响”也是自然远离讽谕诗的原因。关于第③点，李东卿认为“白居易因作讽谕

5、诗而得祸被贬江州司马，这一事对他官僚生涯本身，在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他的政治理想和文学主张实现之难，使他同讽谕诗渐渐拉开了距离”。张基槿《白乐天》（太宗出版社，1979年6月）的序章《白居易及其思想》中，认为白居易“具有彻底的诗人气质”，简略介绍他的诗的4种分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白诗整体特色①“现实主义与人生主义”②“细微正确的艺术表现”③“大众性与平易的语言”。李根孝《以诗为中心的白居易研究》（《中国语文教学》创刊号，1980年11月）论述了白居易思想与诗的分类以及文学运动。李认为，白居易将文学看作是“改造社会和民众的一种道具，为了传达民意和政治进攻的可以利用的武

6、器”。而且，以此肯定白居易为具有“因现实主义而具有人本主义的儒教思想的文学观”“为庶民的伟大的爱情诗人”。李根孝在分别介绍白居易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基础上，集中分析了①运用平易语句②描写现实与民生之苦的艺术表现③开展救济社会的文学革新运动3点。俞炳礼《白居易诗语的特色》（《中语中文学》第五辑，1983年12月）通过对白居易诗语的考察，明确了白诗的散文化倾向。俞炳礼针对白居易诗恶评原因，是“白诗平易散文的诗语”“即不含蓄不洗炼的语言，也即象日常交流言语的轻松的言语”。尤其是他的讽谕诗由于大量使用指称词、前置词、介词等连接词的直述语言取代名词构成的意象，成为他咏叹民众痛苦和社会弊病的

7、主流。他的诗语直述的超过暗示的。金在乘《白诗评论小考》（《中国人文科学》第四辑，1985年12月）对历代对白居易评论加以检讨，考察因其时代之异而对白氏之评之异。金认为“对其生平的评价，由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就有“白俗”“广大教化主”“纤艳不逞”“败家者”等种种不同评价。由于白诗内容与形式丰富，对其评价依读者的观点作种种评价之可能。大体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李浚植的《白居易论》（《中国文学研究》第十四辑，1996年12月／李炳汉著《中国诗与诗人》（唐代篇）人与书物，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