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的背后：历史与关于历史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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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崛起的背后：历史与关于历史的叙述　　一　　　　长期以来，茅盾50年代末在《夜读偶记》中对现代派关于“主观唯心主义”，“颓废”“火烧房子里的老鼠”等带有偏见的观点成为现代派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唯一权威和合理资源。正如洪子诚所说：“茅盾的《夜读偶记》这篇长文，是了解中国左翼文化对西方‘现代派’基本观点和态度的一份重要材料。”（1）茅盾的这一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进一步体现，代表性的事件就是有关“朦胧诗”的论争。这一论争引起诗坛一片哗然，有焦虑、担心，更多的是批判。　　据徐敬亚回忆，《崛起的诗群》最初在辽宁师范学院学生内部铅印刊物《新叶》第8期上全文发表，“后来，编《新叶》的几位辽师院的同

2、学，如刘兴雨等，都因我的文章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该文第一次正式发表，是在当时甘肃省文联创办的一个地方性的文艺理论批评的专门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上。“1982年，刚刚创刊的《当代文艺思潮》风头正劲。关于我的《崛起的诗群》的发表与批判过程，相当具有彼时代的典型性，当年的严酷，是今天的青年无法理解的。”基于徐敬亚文章曾经的遭遇，现代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敏感地位，在刊发这篇文章之前，《当代文艺思潮》编辑们是审慎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编辑余斌在“读到这篇文章后，感觉很不一般”。“但他对这篇文章的有些观点又拿不准，觉得照原样发表可能恐怕会引起一些麻烦”。于是，他慎重地写了

3、一个审稿意见，交给主编谢昌余定夺，谢昌余拿到这篇文章后，毫不掩饰自己的矛盾心态，“我读了徐敬亚的来稿后，完全同意余斌同志的意见，觉得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有见解、有锋芒、有创见的文章，不发表太可惜了。但发表吧，又确实觉得有些观点太偏激，和我们自己原先接受的理论观点很不一致。”因为这样的顾虑，《崛起的诗群》发表之前，牵动了包括甘肃省以及中央领导层的关注，紧张的情势从当时的各种请示、汇报、电话、电报、会议等等中都可以看出。颇值得一提的是两次相关讨论会，即与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和在兰州召开的关于当前文艺思潮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会。在这两次讨论会中，作者徐敬亚是不在场

4、的，徐敬亚的文章被作为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和道路的重大事件。据谢昌余后来回忆：“《崛起的诗群》当年发表时，我是抱着保留态度的，为表示要展开讨论和争鸣才发表的，从思想深处讲，我对它的有些观点是不完全赞同的，因为我当时文艺思想还是比较传统和守旧的，只不过在对待不同意见时，我与传统的做法有些不同。我是真心主张要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平等的、同志式的讨论。但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层的一些人，却是想以讨论为名，对不同意见进行压制，多少有点反右时那种‘引蛇出洞’的味道。所以，我今天仍对自己当时那种天真而幼稚的想法感到可笑。”当时的一些人发表徐敬亚的文章，是为了“压制”，“引蛇出洞”，甚至“批判”，

5、这样的操作模式本来就是颇有意味的。　　1976年后，中国文学的组织模式自第一次文代会旖旎而来，第一次文代会确立的文学规范仍然发挥着巨大的操控作用。这决定了198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1985年以前）一方面只能在规范内运行，一旦越出规范，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受到规训或追惩，整个文坛呈现为不断的紧张和震荡。另一方面，以往的文学规范和思维方式虽然还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却慢慢走出了毛泽东时代，来到了“后毛泽东时代”（6）。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虽然刚开始树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还模糊不清，体现出为繁荣文艺而寻找资源的焦灼不安，以及时松时紧的情势反复，然而在这些复杂而含混的文学图景中，却体现出了朝着十

6、七年被压抑思潮的艰难回归，并开始由压抑走向明朗的可能性。20世纪80年代的紧张和震荡，已不同于“文革”时期，有着开放和自由表达的可能。毛泽东对待中外遗产“洋为中用”的态度以及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对于文学传统的继承、革新和借鉴问题的明确态度为西方现代派文学进入中国新时期文学提供了可能。讨论一开始，几乎所有人都力避文革式的简单粗暴，力求把所批评的对象搞清楚，做到与人为善，用正常人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对待问题。虽然这些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一厢情愿，但比较以前文学事件的操作模式，已是难能可贵。　　《当代文艺思潮》这一期刊上呈现出来的，是对于徐敬亚文章争鸣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在各种批判声中对“双百方针”坚

7、守的信念：第一,有相当的代表性，代表了当前文艺中的现代主义思潮。第二，有一定的尖锐性，触及到了我们是个创作中的某些弊病，触及了是个创作实践和理论中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第三，开展这个讨论具有很大的现实性，即对我们建设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第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存在，因势利导的原则。“我们感到，围绕徐敬亚文章的讨论，实际上是近几年来关于朦胧诗讨论的继续，也是小说界去年开始的关于现代主义问题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组成部分。通过徐文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