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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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内关于《蒙古秘史》的研究状况　　《蒙古秘史》是13世纪时，以畏吾儿体蒙古文书写的，记载蒙古族古代历史的珍贵　　亦邻真的《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古文还原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就《蒙古秘史》的书名和作者、成书年代、汉译年代、以及版本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是从历史学角度对《蒙古秘史》所进行的研究著作。巴雅尔的还原本《蒙古秘史》（上，中，下三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属于有关《蒙古秘史》作者、音译者、意译者而撰写的学术论文；第二部分是根据《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文和旁译、总译，而对其所进行的罗马字转写和畏吾儿体蒙文还原文等；第三部分是附录的《注音

2、字典》，共收入了《蒙古秘史》音译过程中所用的五百多个汉字。这将对《蒙古秘史》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蒙古秘史》国内学者，在研究《蒙古秘史》版本问题的同时，也对《蒙古秘史》进行了再者，有1252年说，这一观点，首先是由法国学者格鲁塞提出（《蒙古帝国》1941年）。过了四十年以后，国内学者余大钧极力支持这一观点，他在《〈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1期，第157页）一文中，反驳1228年说和1240年说的观点，认为此说缺少理论依据，指出《蒙古秘史》成书于壬子年七月，即1252年8月。亦邻真则持《蒙古秘史》不是一次成书的观点。他在《蒙古秘史》还原本序

3、文中指出，“《蒙古秘史》成书年代问题是个没有结果的问题，因为这部书不是一次修成的。鼠儿年，即1228年甲子，只是写成第1—268节的初稿时间”。　　此外，洪业在《〈蒙古秘史〉源流考》一文中，提出了《蒙古秘史》的著书年代为1264年的说法。.关于《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一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的研究，二是对《蒙古秘史》汉字音译者、汉字音译年代的研究。《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问题，学术界存在着四种不同观点。一种为《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为八思巴字原本说；一种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另一种为1941年，由前苏联学者科津提出的《蒙古秘史》原本是

4、以汉字标写蒙古语的观点。国内学者满昌在《论〈蒙古秘史〉的原文是用汉字写成的》（蒙文）（《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一文中，支持科津的这一观点。第四种观点则是陈彬和的三原说，他在《元朝秘史》新序中指出：最早的蒙古语本子、灭了乃蛮之后修订过的畏吾儿体蒙古文本、以及最晚的八思巴文本，都可以说是原本。一直以来，《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底本为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说，是学术界公认的。持八思巴字原本说的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底本为八思巴字本，认为汉字音译《蒙古秘史》是，先将《蒙古秘史》畏吾儿体蒙文原本转写为八思巴字本，再从八思巴字本进行汉字音译。这种观点肯定《蒙古秘史》的原本为畏吾

5、儿体蒙文本，在这一方面，八思巴字原本说与科津的观点是有本质区别的。巴雅尔在《〈蒙古秘史〉原文续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一文中，提出《蒙古秘史》汉字音译原本为畏吾儿体蒙文本的观点，并反对科津的观点。甄金在《试论〈蒙古秘史〉原文》（内蒙古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一文中，反对陈彬和的三原说，认为其说是不足取的。并表示不赞同科津的汉文原文说和服部四郎的八思巴字原文说，主张畏吾儿体蒙古文原文说。关于《蒙古秘史》汉字音译者和汉字音译年代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根据《明实录》第一卷，第四十一条中所记载的：“命翰林院侍讲火源洁等编类华夷译语。上以前元素无文字、发号施令、但借

6、高昌之书、制为蒙古字以通天下之言。至是乃命火源洁与编修马沙亦黑等、以华言译其语。凡天文地理人事物类服食器物靡不具载。复取元秘史参考、纽切其字以谐其声音。既成。诏刊行之。自是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达其情”。关于《蒙古秘史》的汉译者问题，国内学者普遍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者，为明代翰林院侍讲火源洁、马沙亦黑等人。关于这一问题，内蒙古师范大学巴雅尔教授提出不同观点。他在《关于〈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一文中，指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者和意译者，是翻译《圣武开天记》的察罕。关于《蒙古秘史》的音译年代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蒙古秘史》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的先后问题着手进行研究的，有

7、两种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在先，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在先。解决《元朝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和《华夷译语》的成书年代问题，是确定《元朝秘史》汉字音译年代的关键所在。《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年代，大体上，认为是明朝洪武初年，由太祖编修史书之臣所译。这里提到的《华夷译语》是指成书于明朝洪武15年（1382年）的甲种本，《华夷译语》有甲、乙、丙三种本。国内王国维、陈彬和、巴雅尔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汉字音译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