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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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性研究河湟地区多民族文化互动性研究　一、引言　　　　河湟最早是指流经今甘肃、青海两省交界地带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后来就将由黄河和湟水冲积而成的大片谷地称作河湟地区或河湟谷地。早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就有乃渡河湟、筑令居塞的记载。河湟地区所指的范围有小河湟和大河湟之说。小河湟指的是以西宁为中心的包括黄河流域和湟水河流域的青海东部农业区，大河湟则除了上述地区外还包括了甘肃的其他一些地区。河湟的中心是河州和西宁。　　从自然地理位置看，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并与之连为一体，是中原地区与边远少数民

2、族地区的过渡地带，且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处于农业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结合部，与甘肃定西、甘南，青海海南、海北等地区相接。河湟谷地海拔较低，气候湿润，土地肥沃，不仅宜于农业生产，也适宜于牧业生产。　　从人文环境看，河湟地区是儒家文化与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处。宋元时期是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元文化汇聚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一些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商人、使者以及中原内地的商贾不断来到河湟，并有部分人定居于此。随之，他们也将各自的民族文化带到了河湟。久而久之，在河湟地区便形成了藏文化、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并

3、存共荣的多元文化格局。　　　　二、河湟地区的文化交融　　　　河湟地区的文明包括儒家、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三种文明。三者在河湟地区交往的特点，就是和而不同。所谓和就是三方相互尊重，相安无事；所谓不同就是说存在差异，不强求一致。儒家的仁礼和合；佛教的慈悲情怀；伊斯兰的清洁精神，从理论上看，三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利害冲突，可以互相补充，彼此欣赏(美人之美)，加上三者共处一片蓝天之下（河湟），这是三者和的现实基础。但是语言和宗教是文明的两大关键课程，也就是说从文明的载体看，三者的差异悬殊还是很大的。　　儒家的载体是汉语和汉族，其仁礼

4、和合思想附着在宗法（血缘）社稷（地缘）基础上的等级社会结构之中，有着严格的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显然，其中并没有佛教慈悲情怀及伊斯兰清洁精神的位置，儒家讲究夷夏之辨，认为夷狄遵从了儒家礼仪，夷狄就成了中国人，夷狄如果不认同儒家礼仪，即便生活在中国，也不以中国人视之。由于伊斯兰洁身自好，不参与中国主流社会的思想交锋，因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到了清代，官员、士大夫中歧视伊斯兰教的言论比比皆是，这说明儒家对佛教与伊斯兰教划了一条无形的界限。而佛教对儒家也有批评，认为那南赡部洲（中国）者，贪淫乐祸、多杀多争，正所谓口舌凶场，

5、是非恶海。具体到藏传佛教，它的载体是藏语、藏族、佛寺。它不同于汉地佛教之处就在于它有严格的活佛转世制度和经院教育制度。它是以出世为特征的，它的藏语表述，寺院传承、教义的思辩性，人生态度的出世性，使佛教慈悲情怀同样具有一定的界限。而伊斯兰教也严格地和儒佛保持距离，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伊斯兰教讲究真主独一，用哲学的语言讲，就是一神论，而佛教，有人说是多神论，有人说是无神论。儒家有天地崇拜、圣贤崇拜、祖宗崇拜、皇权崇拜，民间的泛神杂信倾向明显。伊斯兰学者赞同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儒家的修齐治平是人生大道，但批评儒家不明原

6、始要终之至理。　　　　三、多民族文化互动中的变异与同化　　　　文化的变异往往是导致文化整体性变异的基础，整体性变异是历史过程中部分变异逐步积累的结果。十三世纪后在河湟地区孕育产生的土族、撒拉族、东乡族和保安族等新的民族共同体，其民族文化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历史过程中，以各自先民的文化为基础，吸收和融合其他民族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无疑是各民族先民文化由部分到整体逐渐变异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新的文化系统的过程。因此，尽管各民族文化与其先民文化之间有渊源关系，但已经是不同于其先民文化的、经过了重构的新的文化。而这个过

7、程的完成，与族际间互动关系密不可分。高丙中曾就土族文化的重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土族先民文化是以萨满教和蒙古语为基本特征的牧业文化，而现当代土族文化是在其先民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藏.L.汉两族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后建构的一种农业文化，是一代一代土族先民对原有的牧业文化重构的产物。很显然，土族文化的这个重构是由与周邻民族即主要是与汉藏两族之间的文化互动关系所促成的，是土族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文化互动的结果。土族的文化是如此，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文化大致上也都是如此。和土族一样，东乡族和撒拉族这些小民族共

8、同体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多种民族也即多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文化互动在各民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汉、藏、蒙、回这些大民族的文化是上述各民族文化建构过程中重要资源所在。　　文化同化或文化转化的现象主要反映着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互动的结果是一种文化转向另一种文化，也即被另一种文化所同化。在河湟这个民族的地区，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