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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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侠小说与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关键词】雅俗/文化机制/武侠小说中国文学的内部运作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由传统文化中的学统、政统、道统的运作方式决定的，文学的雅、俗之分及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文学的文化意蕴决定了文学的性质和特点，也决定了一种文学形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思潮与流派韩云波先生著文称“‘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变迁具有文化转型的意义”[1]，本人对此深表赞同。该文触发了本人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思考，尤其是文学雅、俗之分的文化机制关系。文学的雅、俗之辩是一个老话题，新武侠小说的出现与流行又使人们重新瞩目这一话题，但在以往的论辩中，似乎极

2、少将其看成是一个“历史问题”——即从中国文学发展史角度来考察，更未能从传统文化的运作方式角度来考察。事实上，文学的雅与俗是历史的，更是文化的，只有明确了文学雅、俗之分的历史过程与文化机制，才能更清楚地定义雅、俗文学，进而分析其在文学史上的意义。郑振铎曾为俗文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换一句话说，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称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2]他进一步列出了俗文学的六个要素，把小说、戏曲之类均划人俗文学。如果用五四时期的概念来界定，郑振铎的俗文学大概可以

3、叫做“山林文学”，与之相对的雅文学大概可以叫做“庙堂文学”。但中国古代文学实在太复杂，郑振铎的划分仅就大体而言也并不能完全适用。严格意义上的雅文学在中国古代大概只有两类，即“诗文”，并且还应该是古诗、格律诗和以秦汉、唐宋古文为代表的散文，作为“诗之余”的词和铺张华丽的散文变体之赋未必完全能够挤入雅文学的殿堂。然而，即使是这样，雅、俗文学之间也仍然呈现出交错融通的发展态势。例如，在传统观念中，《红楼梦》是典型的俗文学了，但其中存在着大量的属于雅文学的诗歌；《西厢记》、《牡丹亭》在当时看来不仅属于卑俗之流，简直有诲淫诲盗之嫌，但其中优美的诗词和典型的意境不仅与作为雅文学的

4、诗词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对其后的诗词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呈现出了雅俗互渗的态势。很多学者指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诗词化倾向，殊不知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动力所在。作为雅文学的诗词并未因“流入”俗文学而降格，反而扩大了其表现力和影响力，同时也为自身注入了新的活力因素；俗文学的形式也确实因融入了雅文学的成分而提高了艺术品位，增加了其思想文化的内涵。实际上，两种文学的结合决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相互融铸和改造。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是很难分离出所谓纯粹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陈平原在研究了郑振铎的定义后，认为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与郑振铎的定义有距离，他借用了阿诺德·豪泽尔的定义来说明问

5、题。阿诺德·豪泽尔认为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民间艺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很难区别，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但对通俗艺术来说，其消费者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没有创作能力的公众，其生产者则是能够满足变化着的需要的专业人员”。陈平原接着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江湖奇侠传》、《啼笑姻缘》不是俗文学，明清以来的绝大部分章回小说也不是俗文学。”揣摩他的意思，是说这（按理推《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代戏曲小说也是一样——引者注）不属于郑振铎所说的俗文学。但陈平原紧接着说：“如果用民间文学（俗文学）、高雅文学（文人文学）和通俗文

6、学三者的消长起伏把握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那么，20世纪以前基本上是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对峙，20世纪则主要是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对峙。”[3]这一论断与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不相符的。一般意义上的俗文学由两大部分组成，即一般理解的民间文学（如民歌、故事等）和由文人创作或经过专门加工的介于雅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的那一部分（如《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后者在今天是雅文学，但在古代却是俗文学。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界定文学的雅俗问题。阿氏的界定标准主要针对欧洲的情况，对于通俗文学的界定更是突出了现代对象的特点。如果仅仅限于划分雅俗文学

7、倒还罢了，关键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雅俗文学的对峙与融通，而实际上，如果能够按照中国文学的实际情况划分雅俗共赏文学，这一观点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是适用的。因此，具体分析中国文学的特点就显得尤为重要。雅俗之分的实质在哪里？一面是由雅俗而导致了对立与融通，另一面正是文学的对立与融通才有了雅俗之分，其实后者才是雅俗之分的本质所在。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划分出中国文学的雅与俗来。关于中国各体文学形式的产生，鲁迅曾经有过一段经典论述，意思是说中国的文人总是从民间获取文学形式，拿到自己的手里，等玩得没气了，便掐死扔掉，再到民间找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从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