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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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变革与继承的统一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这部名著中指出，中国近代的中心课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即中国如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遇而获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时代的中心课题通过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其重要表现是为了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了解决古今中西之争，中国近代哲学主要是围绕四个问题展开的：历史观、认识论、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本文下面就从这四个问题，来论证中国近代哲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和继承的统一，是在变革中继承，在继

2、承中推进变革。　　要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和古今中西之争，就必须认识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如何从过去演变到现在，又将如何向未来发展的规律性，于是历史观问题在中国近代就显得非常突出。　　近代对历史观的探讨，发端于道器之辩。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问题的，其次关于历史观的问题。这个问题演变到近代，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其次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中国近代哲学的转型是以进入进化论阶段为标志的，这是对此前的道器之辩的延续和突破。所谓延续，是指进化论发展了道器之辩中的传统变易史观；所谓突破，是指进化论摒弃了变易史观基于器变道不变传统的循环论、复古论因素。这样的突破和延

3、续是一般中国近代哲学研究者所熟知的。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着孕育这一突破的思想资源。从中国哲学史上，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以道器来阐发历史观是最为杰出的。他曾说：无其器则无其道，人鲜能言之，而固其诚然者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周易外传系辞上传第十二章》）认为道是依存于器的，因而没有超越器之上永恒不变的道。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年间开始得以汇集刻印，获得比较广泛的流传。他的上述思想成了近代对进化论突破传统变易史观的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土壤。这反映在谭嗣同历史观中是非常明显的。他引用了上述王夫之的话，并加以发挥道：故道，用也；器

4、，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即变，道安得不变？（《思纬氤氲台短书报贝元征》）显然，这样的观点是他走向进化论的跳板。就是说，进化论对变易史观的突破，在中国传统道器之辩的历史观中也是有着思想渊源的。　　另外，论述道器关系的传统经典是《周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序》指出：《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正是这样的论证方式，推导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中国近代进化论推倒天不变道亦不变，从康有为到孙中山，无不是从天道（自然规律）推衍到人道（社会历史规律），以自然之天道的变本文由.L.收集整理易来推论社会之人道的变易；而这和天不变道亦

5、不变所运用的，都是同样的《周易》的论证方式：推天道以明人事。事实上，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的开创者康有为就说孔子作《易》是深观天道以著人事，垂法后王，他正是效法《周易》，描述了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无穷无尽的变化，得出结论：变者，天道也。（《变则通通则久论》）由此推导出人道必须随之变易，《春秋》发三世之义，有拨乱之世，有升平之世，有太平之世，道各不同（《日本书目志序》）。这表明进化论在突破道器之辩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传统的同时，又承继了它的源自《周易》的论证方式。可以说，正是这一承继，使得进化论得以构造为涵盖天道人道普遍规律的世界观。　　同样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和古今中西之争，就需要把从西

6、方学到的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付之于实践。这就涉及到很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即知与行、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因此，认识论的知行观成为中国近代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知行之辩是宋明时期哲学讨论的一个聚焦点。显然中国近代哲学的知行之辩是从传统的知行之辩演变出来的，但又具有近代的特点。　　传统的知行观虽然也有认识论的意义，但它以道德认知和道德践行为主题的。发展到宋明理学，把知区分为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前者指与善恶评价相联系的道德认知，后者指以外物为对象的事实认知；然而后者从属于前者，甚至为前者所排斥。以儒学为主导的传统知行观，其所谓的知，以德性之知为主要内涵；与此相应，行主要以

7、展开于事亲、事君、修身、齐家之中的道德践履为内涵。简言之，传统知行观是以道德伦理为核心来建构的。与此不同，近代的知行观则确立了认识论的品格，表现出了近代意义。这从近代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格物致知是传统的知行观的命题，在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那里，格物致知基本上是德性修养的一个环节。如胡适所说：王阳明主张格物只能在身心上做。即使宋学探求事事物物之理，也只是研究诚意以正心。因而，他们把自己局限于伦理与政治哲学之中。[1]6近代中国以格致称呼西方近代科学，将其所谓的即物穷理诠释为探求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