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论中国现代小说的继承与变革白之（CyrilBirch）在其经典名文《中国小说的继承与变革》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即五四小说在中国文学史框架中的地位问题。他将五四小说准确地归结为悲剧-反讽模式（tragic-ironicmode），它介乎于晚清作品的滑稽-讽刺（ic-satiric）传统和产生于“文革”高潮的浩然小说高度教化的政治寓言之间。于是，夹在这两种本土文学传统中间，五四小说的现实主义阶段短暂得看起来就像是一种瞬间的错乱——虽然具有革命性，却只是主流文学传统中的小小变革。这就是白之一九七四年时的预言，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两年之后“

2、文革”就结束了：这些人民共和国的新作家正致力于一种大回归（theGreatReturn），不管我们从比较角度能做什么样的价值判断，有一点必须承认，大陆中国的小说肯定“更加中国化”（moreChinese），也很明显地更大众化。中国叙事性文学和戏剧文学本有强烈的训诫性（exemplary）倾向，在将来的中国文学中这种倾向会再三地表现出来。结论是，我们有理由认为欧洲十九世纪式的现实主义在中国存在的时间，如本文所指出的，不超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之后的两个十年。（2）如果我们回顾白之论文写成之后的过去的十五年，就会发现他关于五四传统的预言似乎太过悲观：不仅强烈

3、的训诫性倾向消失了踪影，而且文革结束不久，作为对毛式革命浪漫主义泛滥的反拨，五四现实主义传统再度复兴。后毛时代的文学并没有完成对集体性和民粹性的本土形式的“大回归”，倒是作为五四绝对信条的自我的主题和自我的解放得到了张扬。与此同时，白之坚持认为的“公社式”冲动（themunalimpulse）和有限的现实主义阶段的论点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他所没有预见到的是更加激进的景象，一九七四年之后的十年，大陆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再满足于这两种传统，而是希望超越本土和现实领域，以全部的创作开辟新的方向。在探究这些新的现象之前，我们抓住这个关键的转折点，重新反思中国现代文学

4、的五四传统，重新审视白之对现实主义的看法将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众所周知，现实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记得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发表的那篇宣扬文学革命的著名文章《文学革命论》，现实主义就是其革命大旗上的“三大主义”之一（3）。在陈独秀最初的表述中，“现（写）实主义”一词与“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相联系，用来反对“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同样的，另两个原则——“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被用来反对“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和“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换句话说，现实主义可以看作是普通民众的一种直接的、不受限制的表达模式。但是，我

5、们如何来定义诸如“新鲜的立诚的”、“平易的抒情的”、“明了的通俗的”这些概念呢？随之而来的一些文学论争——关于方言的运用，关于通俗化与普罗文学，关于五四文学的“欧化”（Europeanization）倾向——看起来似乎又回到了这些不甚明了的基本主张。同时，一九三○年代初期的文学争论却被一种越来越教条化的语言观所制约，这种语言观过分地强调大众的需求，却忽略了某些关键的认识论和技巧性的问题：从五四的角度看，是什么构成了现实？在一个文学文本，尤其是虚构性文本中，如何再现“真实”？怎样使文学文本“说”出社会大众的心声？安敏成在最近的一本书中，借助于六位五四作家

6、的小说作品将这些复杂的问题做了细致而巧妙的分析（4）。在分析小说形式层面的基础上，安敏成认为五四现实主义本质上可追溯到西方的认识论。西方现实主义是西方模仿论的表现之一，而模仿论建立于一种假设之上，即文字与现实存在着基本的分裂，而“探究这种分裂正是现实主义的潜在课题”（5）。就五四小说而言，要填补这种矛盾的空间——因为“现实主义也同样既区别于又依赖于其所描述的世界”（6）——变得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它在形式上既不能“反映”又不能“建构”整个现实——加上一种不断增强的社会激进主义的意识，最终导致了五四式现实主义的衰落：“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7、，大部分作家都已认识到批判现实主义并非像提倡者一度坚信得那样，是使社会改革的简单工具。在这一模式的应用中，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已逐渐领悟到，现实主义本身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促进激进的情绪和平民化倾向，而这两点正是中国革命家所感受到的时代的召唤。”（7）因此，这种对“社会障碍”（socialimpediments）的认识逐渐为“群众”文学的爆发和胜利，为文学的一体化转变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公社化形式铺设了道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始擦抹“‘我’与‘他们’——自我与社会之间的——作为批判现实主义实践不可或缺的基础的划分”，将两者都归之为一个“集体性的我们”（col

8、lective）开始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它主张文学必须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左派的理论家如周扬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