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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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论论文.freelericanDreams，LostandFound）影响，以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安顿的《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有其特殊的描述对象，他们大多不是老红军、老八路或高级干部，而是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因此，人物设置的平民化，就使得口述实录文学与“新写实小说”在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口述实录文学并非“有闻必录”，而是渗透着记录者或曰作家的主体意识，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其实是一种重组或剪辑的被记录者的“口述”。纪实小说之“写实”，在于借用小说的表现技巧，将一定的生活原型和自然真实情状描述出来，在虚构与非虚构

2、之间营造某种张力，于虚与实的对立统一中，探讨新的小说形式的可能性和新的小说美学原则。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刘亚洲、刘心武、蒋子龙、梁晓声、张辛欣等以“纪实小说”之名发表若干作品，在给人以阅读的新鲜感和冲击力的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其主要的焦点集中于“纪实小说”名称是否合理等问题上，与人们对报告文学的争议基本同出一辙。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获得某种自由叙事的机缘，也许正是纪实小说“写实”的优势所在，我将之称为“仿非虚构”，即让受众不认为是虚构的“虚构”。我以上述四种文体为个案，对它们所显现的“写实”内涵做了初步的分析。可以看到，“写实”在这里确实是一个涵义多维的符码，它使得兴盛于

3、20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内涵博大而繁杂，呈现出生动而丰富的文学生态。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创作主体，写实与虚构的理念交错其间，令其充满文体探险的激情和叙述悖论的困惑；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文本呈现，真实与虚幻的效应缠绕其间，令其展现文字对应现实的潜能和“带着镣铐跳舞”的拘束；作为20世纪末中国写实文学的接受主体，描摹自身与幻象体验，令其感受虚实真伪的快慰和痛苦。二以当代视角去描述与阐释20世纪末中国的写实文学，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实际上已经构建出了一个文学的新生态。这种生态的内蕴主要通过其文体建构原则显现出来。写实文学的文体建构原则主要包括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人物描述的

4、平民化和文体格调的反浪漫化等内容。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即在文本中描述与现实可以对应的确指的地域性事物、人物和其他人文景观。我不否认这一原则是左拉自然主义小说理念的一个对应。他的那种“科学时代”的小说作法在20世纪末的中国写实文学中得到了延续和光大。实证性描述，其深层原因来自于对“文革”甚至更早一些时期的无“人性”的“神性”文学理念的反动，来自于文学本体反浪漫、反虚妄的内在需要，来自于受众（读者）关怀现世、审视自身的接受法则。报告文学对这一原则的体现尤为明显——它以对现实中实存的人物和事件的“非虚构性”描绘为宗旨，但它并非是“摄像机”式的“照单全收”，而是力图将作家对人生和社会变

5、迁的认识通过这种方式传达给受众，让受众去做或批判或模仿或保持中立的种种审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都是对现实人物和事件的写实。但作家们并未就此浅尝辄止。徐迟对陈景润这样一个被常人“误读”的知识分子的“还原”写实，进一步暗示出“文革”对人的戕害；钱钢以全景式的手笔再现十年前惨痛的天灾，他所要传达的也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的本相，而是思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秘诀。可以说，人物与事物描述的实证性，是报告文学“非虚构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力避“有闻必录”的深化，又使得报告文学获得了文体存在的价值。与报告文学相比，其他三种文体类型在“实证性”的显现程度上按照口述实录文学、

6、纪实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顺序呈递减态势。在口述实录文学那里，人物身份及粗略形态“有证可查”，最为突出的是人物语言的实证性（尽管这些语言可能已经被作家剪辑或重组）和现场情景的实证性（譬如记录者与被访者的对话以及氛围描述）。纪实小说在事件或人文景观描述上的实证性要求应该高于其人物描述的实证性要求，譬如，《5·19长镜头》（刘心武）里中港男子足球赛的时间、地点及其当时的基本氛围与实际发生一致，具有可验证性和对应性，但文本中的主人公是虚构的产物，即使是这样，“滑志明”的形象也应有与现实中某个实存的人的心态和行为上的相似性。新写实小说则可能只保留了故事和人物生存地域及其人文景观的实证性，而在人

7、物设置与事件设置等方面行使小说家得天独厚的虚构和想象的权力。因此，当我们阅读池莉与方方的文本时，亲切感和陌生感会同时涌来，她们文本中共有的“武汉”这一地域名词已经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现实存在。但同时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又令我们陌生，因为这只是一些虚构的、并非实存的“镜像”。尽管上述几类文体对“实证性”的显现各有千秋、程度不同，但对于“实证性”法则底线的遵守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其中，报告文学在“实证性”之外比其他三类文体更具有创作主体介入的表征，如果不反对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