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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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形态发展到“文革”时代，已经终结。建国以后，革命文学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与对各派文学力量的批判，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文学竞争机制，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张力关系不复存在。革命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日益教条化和公式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是20世纪急进主义文化思潮发生作用的结果。【关键词】文学实验/宏大叙述/身份/政治

2、想象/终结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革命文学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从20年代末到60年代，革命文学经历了一个发生（萌芽）、发展（成熟）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革命文学以其新锐的前卫品格，发出过炫目的光彩，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炫目”过后是消退，革命文学的走向终结，同样是毋须讳饰的历史事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重新检点这笔文学遗产，或许能做到客观与公允，这也许正是本文学理上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一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中，革命文学是一支具有相当急进色彩的文学力量

3、，它在文学领域不断地进行着急进文学实验，探索着革命文学的发展之路。蒋光慈是最早从文学实践领域开拓无产阶级诗歌流派的诗人，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在《莫斯科吟》中热情歌咏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我将我的心灵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蒋光慈诗的革命内容，适应了特定时代的审美需求，因而具有着特殊的政治审美的艺术魅力，在向往红色革命的青年中引起强烈共鸣，产生了巨大影响。红色的30年代，左翼作家先锋性的文学实验推进了革命文学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戴平万《村中的早晨》画出了“新的农民的姿态”，这样的人物和辛亥时代的阿Q形成了尖锐的对照，

4、“我们由此可以看到，革命怎样的在农村里发展着。”（注：编辑部：《编辑室消息》，载《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17日。）丁玲的《水》冲决了“革命＋恋爱”的文学堤坝，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以进步的阶级意识写重大现实题材，成为新小说诞生的标志。冯雪峰把这类小说的“新”质概括为：作者取用了重大的现实的题材；作者对于阶级斗争的正确的坚决的理解；作者有了新的描写方法（注：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载《北斗》2卷1期，1932年1月。）。从文学发展的意义上把《水》与后来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联系起来看，所谓“新的小说”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5、小说的新模式”，这确实具有划时代的意义。40年代国统区涌现出一批新型文学作品，诗歌方面的马凡陀山歌，戏剧方面的《升官图》，小说方面的《虾球传》，“它们在风格上一致地表现着一种新的倾向，那就是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发展。”（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有了根本的变化，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新的趣味，并反映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过程”（注：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

6、），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赵树理是这一新文艺方向的杰出代表。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也富有创造性。作品发表后，茅盾评论说：“……它是一个卓越的创造，就说它是‘民族形式’的史诗，似乎也不算过分。”（注：茅盾：《再谈方言文学》，载《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1948年3月1日。）当长诗在香港出版，收入周而复主编的“北方诗丛”时，编者称它是“从西北高原上出现的一颗光辉夺目的星星”，是中国诗坛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是“人民诗篇的一个里程碑”（注：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后记》，《新的起点》，新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长诗将鲜明的时代色彩、革命内涵与

7、民歌形式融合在一起，显示出新诗在大众化革命化方面的新发展，为新诗创作开辟了新道路。50年代，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文学界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它达到了“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尺度，其标志之一就是创造出梁生宝这一“新人”的典型形象。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虚构性艺术文本中，将历史人物彭德怀作为艺术形象加以正面表现，极富创造性地描述出40年代后期的战争。曲波的《林海雪原》在试验运用传奇体反映革命斗争方面，开拓了革命小说类型的新层面。梁斌的《红旗谱》也因艺术上的新颖创造被视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1958年，伴随着经济上的大跃进运动，革命文学开始了文艺上的大跃

8、进，“开一代诗风”的“新民歌”写作正是为了构建一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