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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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美学思想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影响　　简介：陈艳梅（1967.12-），女，沈阳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科研部教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83-0[文献标识码]：A　　[]：1002-2139（2016）-20--01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王朝、袁世凯统治时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思想领域里面临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的冲击，古老的中国正在死亡，但人民的新中国还处于诞生前的黑暗之中。在如此深重的危机面前，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古老悠久的中华文明与迅速崛起的西方文

2、明之间的差异，开始艰难地探索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梁启超就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先驱者之一。　　梁启超，这位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兼学者，倾毕生精力于爱国报国的伟业之中。从他戊戌维新前后活动中，足以见其感天地、泣鬼神的爱国精神。政变前夕，梁启超就曾发表演说，对士大夫明知亡国危险而不图变革、无所作为的思想状态大加针砭，呼吁立即行动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梁启超同他的老师康有为同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顶住顽固派压力与爱国的精神，受到人们的钦佩和赞扬。他克服流亡国外的各种困难，更积极进行思想启蒙的宣传，先后创办《清议报》、《新小说》、《新民丛报》；这一时期他发表的批判和传播西方进步社会学说的文

3、章，对国内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黄遵宪称誉他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　　梁启超批判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罪恶，致力于剖析国民弱点，力倡“新民”之说，以及如饥似渴的传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都是与他豪迈的爱国之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不是冷嘲热讽，妄自菲薄，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饱含着爱国主义激情和对中华腾飞于世界的期望。他的思想唤起了国民的危机感和历史责任感，有力配合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思想上武装了整整一代人，从而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它首次透过几千年文化背景的深层来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实是开五四运动之先声。“诗界革命”中他主张“新诗”须熔铸新理想新

4、意境，这其中就包括反对侵略、挽救国家危亡、誓死保卫祖国疆土的尚武精神和变革旧制度、献身国家民族的高尚抱负和雄伟气魄。这些新内容，使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在诗中表现得不只是面对民族危机的悲愤，更重要的是一种要求奋发图强的积极精神：他不仅热情歌颂祖国的伟大、可爱，而对祖国的振兴充满了信心。在“小说界革命”中，梁启超同样包含激情，因此他的新小说立足于现实，敢于干预生活、针砭时弊，触及并探索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政治小说和谴责小说成为这一时期小说的主流。这时的新小说大都突出了两个主题，即要求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5、　作为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梁启超，更是注重精神文明对于政治实践的宣传、鼓动及舆论的重要。他认为国民中存在的劣根性是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之一；他深刻地剖析国民性，以培养国民的元气，即强调精神文明的重要，主张提高国民的思想与能力，“一曰，淬厉其所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本无而新之”即要求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提炼出新思想、新精神，“譬诸木然，非岁岁有新芽之茁，则其枯可立待，譬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涌，则其涸不移时”，迫切要做到“博考各国民族可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且要能使发扬本民传统中优良的东西，与吸收外来富强之道，二者“调和”即融合起来。他明之以理，动之以情，热切地呼唤中国

6、人彻底改变暮气沉沉的气习，振奋无畏的精神。在梁启超那里，传统的东方精神文明已经发生动摇，新思想、新文明的输入已成为改变国家落后和社会空气恶浊的关键。　　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梁启超早在《叙论》中已经有过理论上的阐释。他说如果想使我国进步，使与西方各国相等，“必先求进吾国之文明，使与泰西文明相等”。然而，文明有物质的、有精神的。“求形质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难”。他认为，“精神既具，则形质自生；精神不存，则形质无附。然而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故以先知先觉自任者，与此二者之先后缓急，不可不留意也。”他认为在上海香港所见到的马车、华宴、铁桥、军舰之类都不能谓之文明。“皆其形质也，非其

7、精神也”。那么精神是什么？他说政治、法律也只能算是“形质之精神”，孟子所谓的“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才是“精神之精神”。“求精神之精神者，必以精神感召之，若支支节节，模范其形质，终不能成”。梁启超在这时已经指出精神文明高于物质文明，而且认为儒家的思想主张，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个观点，不仅他一贯坚持，渗透到他的美育思想中去成为他人生观和精神生活理论的基础，而且影响了不少人，在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