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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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论文.freelurandKlein（1997）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复制信誉机制的主要手段是现代组织，包括企业组织、社团组织，以及大量的中介组织。除企业之外，形形色色的中介组织（如信用评估公司）通过监督和记录市场中的交易行为，为现代社会的信誉机制提供了信息基础——几乎所有的中介组织的基本工作都是收集、加工和传输信息。从理论上讲，对于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企业制度而言，人们之间的信任度越高，委托——代理链条就可以越长，雇佣关系就越发达，因而企业的平均规模应该越大。信任与经济发展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较高的信任水平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组织的运行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可以认为，信任属于制度中的非正式契约。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决定性因素，它包括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契约。在一个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制度是非正式契约，即在人们中间约定俗成的、交易过程中自动发挥作用的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契约既是正式契约形成的基础，也是正式契约有效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非正式契约时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诚实守信等非正式契约对保证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良性运行具有基础性作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论》中就指出，经济活动是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这些习惯和道德，人们之间的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认为新教伦理中的诚实守信对于资本主义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至关重要，并且他多次强调“信用就是金钱”。美国学者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征，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信任度高低决定其经济组织规模，从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实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影响的机理在于信任直接影响了一个社会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以及社会中非直接生产性寻利活动的规模和强度。在高信任度的社会或文化中，自发性的社会往往较为发达，中间层的社团丰富而又多样化，能够无需借助于政府力量就可以由民间自动发展出强大而向心力强的大规模组织。而信用缺失、社会信任度低则会带来严重的和全方位的恶果，将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交易成本的增加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一个信用缺失和道德伦丧的国家必定缺少足够的发展动力，也不会有多大的发展前途。所以，现代经济学进一步将信任作为一种内生化的社会资本，“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信任（人际和组织网络）与价格（市场）和权威（国家）一起，共同构成了促进经济繁荣发展所不可或缺的三大机制。信任与我国经济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通过发放问卷对我国的信任情况分省份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他们的研究发现：信任度越高的地区，其人均GDP就越高，并且人均GDP的增长比较迅速；统计上无法获得企业规模和信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信息，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的企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信任度与私营企业数量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信任对外资的引进有明显的影响，外商只会垂青于信任度高的地区；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交通设施等因素能够充分解释各省信任水平的差异。 这一方面说明了在我国信任主要跟人们之间的交易被重复的可能性、交易的发达程度、教育水平等因素有关，支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重复博弈导致信任的基本假说；另一方面，这一点也说明在寻求以信用推动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我国还比较落后，还需要很长的路去走。张维迎和柯荣住（2002）给出了一个建设性的建议：建立稳定的产权制度作为促使信任形成的基础，同时规范和限制政府行为，建设和发展便利的交易技术和交易设施，开放竞争并鼓励私人的自由签约活动。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发展出高度发达的信用，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综上所述，信任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内生性促进作用，它与价格和计划一起，共同保障并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阶段，交易还不发达，组织程度比较低，市场制度尚未成熟，人际信任仍然是主要的信任表现形式，所以，在完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没有很好发挥出来。如何根据我国国情，使得信任真正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繁荣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这是摆在21世纪国人面前的重大而又迫切的研究课题。